祖靖也是理解蔡琰的看法。
她再怎麼跳脫畢竟也是出身經學世家，這個年代儒家對商賈的打壓可以算得上不遺餘力。
儒家主流崇尚小政府、聖天子垂拱而天下治。要求人人都能分得一份生產資料——土地，最大程度減少貧富差距，讓社會風氣迴歸三皇五帝的時代，甚至時不時提出退回商周的分封制。
這就要求整個社會不能過分逐利，商業活動不能太頻繁，因為過分逐利產生的貧富差距會加劇土地兼併，同時逐利風氣也會讓人口大量脫離農業生產，食利階層的增加也會加大損耗。
為此在武帝時期他們還與法家大佬桑弘羊就國家鹽鐵專營的事頂牛了很久。
這個主張在現代人看來是拖累了近代華夏的發展，但是在封建時代就一定有錯嗎？
嚴格來講，是沒錯的。至少在祖靖看來，不管那些喊口號的儒生心裡真實的想法是什麼，但是從客觀來講儒家的理論是最適應這個時代的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生產力條件。
為什麼要強調小政府？推崇文帝這樣的聖道仁君？聖天子垂拱而天下治？
因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為了維繫疆域統一、保障財政汲取、維護社會穩定，存在天然的職能擴張本能。
商周的帝王只統治王畿，甚至國家沒有太具體的人口統計。到了秦漢開始廢分封立郡縣、編戶齊民，國家逐步收回地方權力。
後世唐代的鄉里制、明代的里甲制與黃冊制度，不斷細化管控粒度，基層治理職能持續深化。
思想文化上也逐步從寬鬆到嚴苛，從商周時代的根本不管到明清的什麼都管。
由此可見，封建王朝的大政府會持續突破早期“守夜人式”的治理邊界，將權力與職責逐步擴大，形成“治理需求→職能擴張→權力強化”的自迴圈。
那麼問題來了，這些職能擴張往往需要更多的官僚，更龐大的軍隊…
除非每一任君主都像老朱一樣過勞死，同時給官員開一個掙扎求生的薪資水平，否則帝國財政就不得不逐漸增加支出。
那麼支出從哪裡來呢？
當然是只有收稅了。
但是這其中存在一個巨大的矛盾，那就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農業稅是有上限的，取決於當前文明的土地開發能力。
古往今來的史實也證明，農業稅這種稅種除了王朝初期可以獲得增長以外，大部分時候，在不增加苛捐雜稅的情況下，別說增長了，反而一般都是越收越少的…
同時農業領域的生產力發展一般都是較為緩慢的，你就是想透過發展生產力的方式獲得農業稅的增長…這一般情況下不是一個王朝週期能夠搞定的。
但是一箇中央政府的權力擴張慾望往往是無限的，這種擴張速度一般會超過農業生產水平的增幅。有些時候這種情況甚至不是中央政府能夠控制的，畢竟還會受到天災人禍和外族壓力的倒逼。
這樣就會導致一個後果：苛捐雜稅。
政府為了響應統治需求，不得不在正稅以外額外增加其他稅收，以滿足財政平衡。
但是農業稅在各類稅收中是痛苦指數最高的稅種。
小農嘛，經濟上自給自足，他們往往對政府的公共服務沒有什麼實感，但是稅收卻是實打實的在爭奪他們的生存資源。
於是政府和百姓關係惡化，統治出現動盪，政府不得不進行稅收改革，把各項苛捐雜稅規範化併入正稅，稅率再次提高，一首到王朝末年烽煙西起。
最後新王朝建立，發生一次回滾，然後週而復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