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我讓戶部做了一次全面的財政審計。
說是,其實是。戶部尚書王遴接到旨意的時候臉都綠了——全面審計意味著要把過去四年的每一筆收入、每一筆支出都翻出來核對,工作量大得嚇人。但他不敢抗旨,只能硬著頭皮幹。
審計用了整整二十天。
二十天裡,戶部上下幾十號人沒日沒夜地算賬,算盤珠子噼裡啪啦響了二十天,據說有三個主事算到吐血——不是真吐血,是累得流鼻血,但傳出去就變成了吐血。
五月二十三,王遴帶著審計報告來了。
他進御書房的時候步子有點虛,眼睛下面掛著兩個黑眼圈,像是二十天沒睡好覺。他手裡捧著一摞厚厚的賬冊,彎腰行禮的時候賬冊差點掉了,他趕緊用下巴夾住,姿勢狼狽得很。
陛下,審計結果出來了。他把賬冊放在我面前,聲音沙啞,臣按照陛下的要求,把萬曆十年到萬曆十四年的財政資料全部核實了一遍。
說重點。
王遴翻開賬冊的第一頁,上面是一張彙總表。
萬曆十年,國庫歲入六百八十一萬兩。他說,萬曆十一年,七百二十三萬兩。萬曆十二年,八百四十六萬兩。萬曆十三年,九百七十一萬兩。萬曆十四年——截至目前的預估——一千一百萬兩。
他頓了頓,抬頭看了我一眼,像是在確認我有沒有聽清楚。
四年時間,從六百八十一萬兩增長到一千一百萬兩。他說,增長了四百一十九萬兩,漲幅六成一。
六成一。
四年漲了六成一。
這個數字比我預期的還要好一些。我原本估計能漲五成就不錯了,沒想到超了。
增長的來源呢?我問。
王遴翻到第二頁,上面是一張分項表。
增長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他說,第一,商稅改革。萬曆十二年陛下推行新的商稅制度之後,商稅收入從原來的不到一百萬兩增長到了三百二十萬兩。這是增長的最大來源。
商稅改革是我穿越後做的第一批大動作之一。大明的商稅一直低得離譜——太祖朱元璋定的稅率是三十稅一,也就是百分之三點三,而且執行得極其鬆散,大量商人透過各種手段逃稅。我把稅率提高到了十五稅一,同時建立了一套相對嚴格的徵收體系,堵住了最大的幾個漏洞。
第二,反腐追贓。王遴繼續說,過去四年,錦衣衛和都察院聯合查處了大小貪腐案件一百七十餘起,追回贓銀累計二百三十萬兩。其中最大的一筆是萬曆十三年查處的山東布政使貪墨案,追回贓銀四十七萬兩。
二百三十萬兩。
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多,但和實際被貪掉的錢比起來,只是冰山一角。大明的腐敗是系統性的,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每一個環節都在漏。我查處的那些案子只是最明顯、最過分的,還有大量的灰色地帶根本查不到。
但至少,震懾效果是有的。殺了幾隻雞,猴子們老實了不少。
我想起了去年查處山東布政使的那個案子。那個姓周的布政使,在任三年,貪了四十七萬兩。四十七萬兩是什麼概念?夠養天威營一千人一年。一個人貪的錢,夠養一千個兵。
更可怕的是,他貪得一點都不隱蔽。賬目上的漏洞大得能跑馬車,但愣是沒人查,沒人報。因為從上到下,從布政使到知府到知縣,整條鏈子上的人都在分贓。查他一個人,牽出來一串——最後抓了大大小小三十多個官員,山東官場為之一空。
這件事給我的觸動很大。不是因為貪腐本身——前世在體制內混過的人都知道,腐敗是權力的伴生物,有權力的地方就有腐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觸動我的是這個系統的惰性——一個爛到根子裡的系統,不是靠殺幾個人就能修好的。你殺了這一批,下一批很快就會長出來,因為土壤沒變。
要改變土壤,需要時間。
很長很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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