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五年正月。
新年的爆竹聲還沒散盡，李贄就遞了一份摺子進來。
不是透過內閣遞的，是透過大明日報的專用渠道直接送到御書房的。大明日報是我一手創辦的官方報紙，李贄是主編。這個渠道是我特意留的後門——報社有什麼重要的事，可以繞過內閣直接報給我。
摺子很短，只有幾行字：
臣李贄叩首：臣近日招入一名女編輯，姓柳名如是，浙江嘉興人。此女才華橫溢，文筆犀利，臣以為可堪大用。然女子入報社任職，恐招非議。臣請陛下示下。
柳如是。
我放下摺子，愣了好一會兒。
前世的歷史上，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才女，秦淮八豔之一。她的詩詞文章在當時就廣為傳誦，後來嫁給了大學士錢謙益。清軍南下時，柳如是勸錢謙益一起投水殉國，錢謙益試了試水說水太涼，柳如是自己要跳卻被攔住了。
一個比男人更有骨氣的女人。
但在這個時空裡，歷史已經面目全非。沒有清軍南下，沒有秦淮八豔，柳如是的命運也完全不同。她不是歌妓，而是一個讀書人家的女兒——在我推行的新學教育體系下，女子也可以入學讀書。
李贄能看上她，說明這個女人確實有本事。李贄是什麼人？那是連孔子都敢罵的狂人，能入他法眼的人鳳毛麟角。
準了。我在摺子上批了兩個字。
然後又加了一句：女子入報社任職，是好事，不是壞事。誰敢非議，讓他來找朕。
摺子批完之後我沒有太放在心上。一個女編輯而已，大明日報每天要處理的事情多了去了，我不可能每件都盯著。
但三月的時候，我改變了看法。
那天早上，王福照例把當天的大明日報送到御書房。我一邊吃早飯一邊翻看——這是我多年的習慣，透過報紙瞭解民間的動態。
翻到第三版的時候，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
文章的標題是《論工坊之利與工人之苦》。
作者：柳如是。
我放下筷子，認真地看了起來。
文章不長，大約一千字。但每一個字都像刀子一樣鋒利。
她寫的是廣州工坊的勞工問題。她沒有用那種文縐縐的八股腔調，而是用最樸素的白話文，一件一件地列舉事實——某某工坊的工人每天勞作十二個時辰，工錢只有三十文；某某工坊的女工在蒸汽機旁邊被燙傷了手臂，工坊主只賠了五百文就把人趕走了；某某工坊的童工年僅十歲，每天搬運比自己還重的鐵塊，累得直不起腰。
然後她問了一個問題：
工坊之利，利在何處？利在坊主之腰包。工坊之苦，苦在何人？苦在工人之血汗。朝廷推行工業，本為富國強兵。然若富了國卻苦了民，強了兵卻傷了人，此等富強，與暴秦何異？
與暴秦何異。
這五個字讓我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她在罵誰？罵工坊主？罵地方官？還是在罵我？
都在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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