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八年正月初三,我踏進了梵蒂岡。
說實話,我有點緊張。不是怕什麼——三萬鐵騎就在城外,誰敢動我?緊張的是另一種東西,一種前世作為歷史愛好者的、近乎朝聖般的激動。西斯廷教堂,米開朗基羅的穹頂壁畫,《創世紀》和《最後的審判》——這些東西我在前世只在螢幕上見過。大學的時候選修了一門西方藝術史,教授在投影儀上放了一張《創造亞當》的高畫質圖片,我盯著看了整整一節課,看到下課鈴響了都沒反應過來。
現在我要親眼看到了。
不是作為遊客,是作為征服者。
梵蒂岡的大門是敞開的。教皇衛佇列隊兩側,那些條紋制服在陽光下花花綠綠的,像是馬戲團的演員。但他們手裡的長戟磨得鋥亮,刃口泛著寒光,不是擺設。他們的眼神也不是擺設——每一雙眼睛都緊緊盯著我們,瞳孔裡映著警惕和不甘。
我穿的是大明天子的冕服,十二旒冕冠,玄衣纁裳,前後各六道旒珠垂下來,走路的時候叮叮噹噹地響。這身行頭重得要命,壓得我肩膀痠疼,但今天必須穿——這是兩個文明的第一次正式會面,排場不能輸。冕服的絲綢在陽光下泛著一層幽深的光澤,玄色的底子上繡著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每一針每一線都是大明最好的繡娘花了三個月繡出來的。
陳九走在我身後三步,手按刀柄,目光像鷹一樣掃視著四周。他身後是二十名親衛,清一色黑甲,腳步聲整齊劃一,咚咚咚咚的,在梵蒂岡的石板路上敲出沉悶的迴響。那聲音在兩排石柱之間來回彈,像是一面看不見的鼓在有節奏地敲打。
聖彼得廣場比我想象的要大。前世看照片的時候覺得它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廣場,但站在裡面才知道——這個廣場能裝下好幾萬人。橢圓形的廣場被兩排巨大的石柱環繞,每根柱子都有三人合抱那麼粗,表面光滑如鏡,摸上去冰涼的,帶著一種石頭特有的沉重感。柱子頂上站著一排聖人的雕像,姿態各異,有的舉著十字架,有的捧著書,有的張開雙臂,在晨光中投下長長的影子。廣場中央是一座方尖碑,高聳入雲,據說是從埃及運來的——羅馬人兩千年前就幹過這種事,把別人的東西搬到自己家裡當裝飾。
現在輪到我了。
我在方尖碑前停了一下,仰頭看了看。碑身上刻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經過兩千年的風吹日曬已經模糊了,但還能隱約看出一些鳥和蛇的圖案。風從廣場上吹過,帶著一股石頭和泥土的乾燥氣味,吹得我冕冠上的旒珠輕輕晃動,發出細碎的叮噹聲。
走吧。我說。
西斯廷教堂比我想象的要小。
不,不是小——是緊湊。長方形的空間,兩側是壁畫,頭頂是穹頂。但當我抬起頭的那一刻,所有關於大小的概念都消失了。
穹頂上是《創世紀》。
上帝伸出手指,亞當伸出手指,兩根手指之間隔著一道縫隙——那道縫隙裡藏著整個人類文明的起源。色彩濃烈而沉鬱,人物的肌肉線條有力得像是要從天花板上跳下來。光線從高處的窗戶射進來,斜斜地切過穹頂,把壁畫分成明暗兩半,明的那半金光燦爛,暗的那半深沉如海。
我仰著頭,一動不動地站了很久。
脖子酸了也不想低下來。前世在螢幕上看到的那些色彩,和親眼看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螢幕上的色彩是平的,是死的。而真實的壁畫是活的——顏料在石灰底子上滲透了五百年,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質感,像是有生命在裡面呼吸。
教堂裡很安靜,安靜到我能聽到自己的呼吸聲,還有遠處某個角落裡蠟燭燃燒的噼啪聲。空氣裡瀰漫著一股濃重的焚香味,甜膩而沉悶,混著老舊石頭的潮溼氣息。那種氣味很厚,像是一層看不見的帷幕,把教堂和外面的世界隔開了。
陛下。
一個蒼老的聲音在身後響起。我轉過身,看到了教皇。
保羅五世。一個瘦小的老人,穿著白色的教皇袍,頭上戴著三重冕。他的臉上佈滿了皺紋,像是一張被揉皺了又展開的紙。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那種亮是信仰的亮,是一種我不太理解但不得不尊重的東西。
他身邊站著貝拉爾米諾,還有幾個我不認識的紅衣主教。他們看我的眼神很複雜——有恐懼,有好奇,有敵意,也有一絲說不清的敬畏。紅衣主教們的袍子在燭光下泛著暗紅色的光,像是凝固了的血。
請坐。教皇用拉丁語說,翻譯官立刻轉譯。他伸手指了指教堂一側的兩把椅子,椅子是臨時搬來的,一把朝東,一把朝西,面對面擺著。
我坐下了。椅子是木頭的,硬邦邦的,坐上去咯吱響了一聲。教皇坐在對面,兩個人之間隔著大約三步的距離。
沉默。
很長的沉默。教堂裡只有蠟燭的噼啪聲和窗外隱約傳來的鴿子咕咕聲。我仰頭看著穹頂上的壁畫,教皇也仰頭看著。兩個人就這麼仰著頭,誰也不說話,像是兩個在博物館裡偶遇的遊客。
東方的皇帝。教皇終於開口了,聲音很輕,像是怕驚擾了頭頂的上帝,你信什麼?
翻譯官把這句話譯過來。我低下頭,看著教皇的眼睛。
。說我。命天信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