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走得早。”他終是開口了，“我十一二歲那年的事——甲午打完沒多久，又說要在什麼地方駐兵，我也記不清了，反正一張紙條送到家裡，他第二天就走了。”
“走之前還挺高興的，跟鄰居說什麼“男兒本當如此”——鄰居還送了一瓶酒，兩個人喝到半夜，唱軍歌，唱得整條巷子都聽見了。”
他忽的笑了一聲，可那笑容——他不好說。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沒有訊息，沒有信，沒有骨灰——什麼都沒有。”
藤野嚴九子的筷子停住了，她沒有抬頭，但吃麵的動作明顯放緩了。
“母親呢？”沈既白問。
芥川龍一的手停了。
他的嘴角還掛著笑——但那種笑是被釘在臉上的，取不下來的。
沈既白見過這種笑的，在前世的歷史影像資料裡見過的，在那些戰爭紀錄片中倖存者接受採訪時的臉上見過的——
怎麼說呢，大抵是那種，如果不是笑著的話，那些話，便永遠都說不出來了罷。
“母親在我十三歲那年走的。”他說，“去了大阪。”
他停了一下。
“……做什麼去了呢？”他的語氣忽然變得很奇怪，像是在問別人，卻又像是在問自己，“一開始說是去工廠做工的，後來寫過一封信回來——只有一封——說那邊的差事很好，能賺很多錢，讓我在家好好照顧妹妹，等她賺夠了錢就回來。”
他抬起頭來，看著沈既白，那雙明亮的眼睛裡，有什麼東西在閃爍的，但卻被他死死地按住了。
“後來我才知道——也不是別人告訴我的，是我自己想明白的——那個年頭，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沒有手藝，沒有學問，去大城市能做什麼差事能賺“很多錢”？”
他的聲音忽然輕了下去，輕得像是怕被什麼人聽到似的。
“町上的人還說她偉大呢——說她是為了軍人的家屬們做表率，說那叫“報國奉公”——說國家需要女人們也站出來，用“自己的方式”為前線的將士們分憂——”
他沒有把話說完。
他不需要說完，沈既白已經聽明白了。
慰安——不，在這個時代的這個語境裡，他們連“慰安”這兩個字都還沒有發明出來。
他們管那叫“奉公”，管那叫“為國盡忠”，管那叫“軍人家屬的義務”——多麼乾淨的詞彙，多麼堂皇的外衣，把一層骯髒到極點的東西包裹在裡面，包得嚴嚴實實的，還要讓全社會的人一起鼓掌叫好。
沈既白的後槽牙又咬緊了。
這個國家從上到下，從男到女，從老到少——沒有一個人是被放過的。
男人去送死，叫忠勇；女人去賣春，叫奉公；孩子留在家裡自生自滅，叫“為帝國培養獨立之精神”。
——好一套天衣無縫的邏輯。
好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體制。
“你恨她嗎？”沈既白忽的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