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書涵！你還在那兒發什麼呆？上車！”
車裡暖氣很足，杯架放著一杯還溫的星巴克紅茶。
“看看你這慘樣，大箱子呢？”
“丟了。”何書涵捧著熱茶，聲音發啞，“丁丁，我連換洗的內衣都沒了。”
“多大點事，我家裡有新的。”丁一萌像安撫流浪貓一樣揉了把她亂糟糟的頭髮。
何書涵突然說：“我辭職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個英雄。剛才找不到行李，突然覺得自己像個傻X。我可能什麼都做不成。”
“少傷春悲秋。北京破是破，但你餓不死，這兒有的是機會讓你折騰。今晚先去我家！”
在丁一萌家客臥輾轉反側的不知第幾個小時，她突然想起了更早的事。
十歲那年某個晚上，家裡的老電視裡在放《數碼寶貝》。她端著飯碗坐在小板凳上，看那幾個小孩被一道光選中，吸進另一個世界，激動得忘了添第二碗飯。媽媽那天又在外面打麻將，爸爸出差在外，只有她一個人在家。她突然特別想成為“被選中的孩子”——被誰選中都行，只要有人在茫茫人海里指著她說，就是你了，你是特別的。
十四歲，她跟爸爸大吵一架，大概又是因為某張沒考好的卷子。他對她嚷嚷“你這輩子算是完了”，她摔門進臥室，燈沒開，在電腦前看了部青春愛情喜劇片《野孩子》——在英國寄宿高中，綠草坪和紅磚樓真好看。穿西裝外套的少年少女在走廊裡追跑，在敞篷車裡約會。她趴在床上著迷地看完，第一次有了個模糊的念頭：她也要去那麼明媚的地方，離這個家越遠越好。
十八歲，高考前三個月的週日，她丟下考得稀爛的模擬考試成績，獨自溜到市裡唯一一家藝術影院看一場《天堂電影院》的特殊放映。回來的末班車上她哭得稀里嘩啦。不是為了片裡那個老放映師，是因為她突然知道自己想幹嘛了——她也想用自己的故事來感動其他人，就像當時的她被感動得掉眼淚一樣。
而此刻，她快三十了，還躺在別人家的客臥裡借宿。要追的那個夢繞了一大圈，還根本沒開始。小時候的自己要是知道她如今活成了這樣，會不會很失望？
第二天快中午，她被廚房的動靜吵醒。丁一萌已經煎好蛋、熬好粥，用一個史努比馬克杯喝咖啡。
客廳是溫馨的米色和淺綠色調，一整面牆都是落地書櫃，和各種各樣的書籍、手辦和兩個人的照片。電視牆對面是一張灰色布藝沙發，沙發上有兩個拼色抱枕和一條疊得整整齊齊的格紋毛毯。
這是一個有人認真生活過的家的樣子。何書涵在倫敦的合租公寓從來不是這樣的——客廳是公共區域，永遠有室友沒洗的杯子和不知道誰的外賣盒。
徐建明在國企，丁一萌在高校做行政，兩人門當戶對。這套兩居室是建明父母付的首付，丁一萌父母出了裝修錢。他們在這個龐大且殘酷的城市裡，早早地築起了一座恆溫的玻璃溫室。而何書涵，就是那個突然闖入溫室的、帶著一身寒氣和泥濘的局外人。
“建明上班了，走得早，他說你想住多久住多久。”丁一萌把切好的橙子推過來，又幫她算賬：“朝陽合租兩千五起，單間四千起。你兩個月找不到工作就要吃土。先住我這兒。這屋空了快一年。再說建明天天加班到十點，我也有個說話的人。”
接下來幾天，她開啟電腦就是瘋狂投簡歷。港本英碩、4A廣告——這些標籤在國內HR眼裡好像一文不值。他們要的是“有爆款專案經驗”、“自帶資源”、“適應高強度加班”和“AIGC經驗”。何書涵在外面待了幾年，現在像一個拿著過期優惠券的顧客，站在一家已經換了選單的餐廳門口。
倒是Vincent每天準點出現——轉一篇行業文章，或一句“今天籌備會開得好崩潰”，或片場隨手一拍配“北京的日落也挺好看的”。不遠不近，像只好看的貓，不撲上來舔你，但總在腳邊蹭一下。
不知不覺，她發現自己開始期待那隻貓蹭過來。
第三天，丟失的行李終於送到，她把衣服一件件掛進丁一萌騰出的半邊衣櫃，發現自己全部家當填不滿三分之一。另外半邊，丁一萌的各種x ra、Sandro和Theory，按深淺排列，滿滿當當。
那天深夜，丁一萌從客廳發來微信：“我託學姐幫你問的那個導演工作室助理崗，明天的面試確定了，下午兩點。”
何書涵回覆：“太好了！我明天上午還有一個廣告公司的面試，希望一切順利。”
丁一萌：“但說句實話，你別嫌我潑冷水——你在倫敦幾萬的工作不做，就是為了回來做幾千塊的助理的嗎？你到底是為了啥？”
何書涵沒打字，起身走到還亮著燈的客廳。
丁一萌盤腿窩在沙發上，電視開著靜音：“怎麼，被我問住了？”
何書涵在她旁邊坐下，剝起茶几上一個橘子。
“你知道我高中成績一直中上吧。”她慢慢說，“就高考那回超常發揮了一把，提前批被香港的學校錄取，這輩子唯一一次考到前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