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工作了，一個電影導演的工作室，做導演助理。導演是美國留學回來的——”
“呀，做電影，不就是你一直想做的嘛！”媽媽是真心高興，“工資好多呢？”
“試用期八千。”
媽媽的笑停了一秒，很快接上：”八千……北京消費高哦，夠用不？要不要媽給你打點？”
“不用，我——”
“啥子八千？”
爸爸的聲音從畫面外突然插進來，像塊大石頭猛得砸進水面，給何書涵濺了一身髒水。她的脊背條件反射地繃直。爸爸的臉擠進鏡頭，頭髮比上次見白了些。
“八千一個月？你在英國工資摺合人民幣三萬多，辭了回來拿八千？從香港讀到英國，我們供了好多錢？你現在跟我說你給人當助理，月薪八千？”他一口氣說完，中間沒留一點讓她解釋的空檔。
“爸，影視行業起步都——”
“啥子行業起步也不能八千。汪老師家閨女在市政府，體制內，不僅穩定，工資還比你高。”
汪老師是他同事，女兒大她三歲，考了公務員。從小到大，“汪老師家的女兒”是他手裡一把永不生鏽的尺子，也是何書涵一聽就翻白眼的關鍵詞。
“老何，你讓她把話說完——”媽媽想拿回手機。
“你不要插嘴。”他擋開媽媽的手，“何書涵，你二十七了，同學有的結婚有的買房，你一個人在北京，沒編制沒戶口沒社保，連個穩定收入都沒有。你打算飄到啥時候？三十？三十五？”
何書涵張了張嘴，發現自己竟無法反駁。她現在選擇的這個offer，拿到任何家長面前，應該都不構成“有出息”的證據。
“聽我的，快點回來。”他語氣軟了一點，可那種軟比硬更讓她窒息，“省考還能報，你的學歷進體制內綽綽有餘。離家近，開銷低，我跟你媽也放心。”
“我不進體制內。”
“你先不要把話說死——”
“我就不。”何書涵聽見自己的聲音在抖，努力壓抑住一種從肚子底下翻上來的、更深的委屈，“你能不能就一次，就一次，相信我的選擇是對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
然後爸爸說了句讓她瞬間紅了眼眶的話：“何書涵，不是我不相信你。是你從小到大做的選擇，沒有一個讓我省過心。”
背景裡媽媽喊“老何你說話注意點”，但已經晚了。
何書涵直接掛了電話。她知道再說下去，自己會說出讓所有人都後悔的話。
小學六年級期末考了第十一名，換來的是他整晚令人窒息的沉默，連她討好般夾過去的菜都被原封不動地撥開。中考沒考上第一志願，他沒有一句安慰，只有一聲極其篤定的嘆息：“我就曉得你考不上。”就連她拿到倫敦電影學院offer那天，當媽媽興奮地幫她查閱行李清單時，他只是在飯桌上冷冷撂下一句：“學電影？以後等著喝西北風吧。”
一個永遠只考七十五分的女兒，在他那套嚴苛的家庭績效考核裡，連獲得“信任”的及格線都夠不上。
他給的愛就像一張明碼標價的兌換券——也許只有當她拿回滿分的試卷、考上最好的學校、或者像汪老師家女兒一樣進入體制內時，才能短暫地兌換到他片刻的笑臉。所以何書涵才會從小到大拼了命地維持一個“優等生”的空殼。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優秀，她只是怕極了那種隨時會被撤回的愛。
小時候，她還會跟他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鬧。可後來她絕望地發現，這種以“為你好”為名的打壓和控制，是無解的。於是她選擇了最懦弱也最輕鬆的逃避——逃到千里之外。 可悲的是，無論身處何處，只要她在這個世界上搞砸了任何一件小事，她腦子裡第一個響起的，依然是她爸那句輕蔑的：“我就曉得你不行”。
十秒後，媽媽的語音來了：“么兒啊，莫跟你爸一般見識，他那脾氣，嘴上不饒人，心裡還是關心你的。媽媽支援你，缺錢跟我說。”
何書涵把那條語音聽了兩遍，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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