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透，麥穗就醒了。她是被凍醒的。老房子的窗戶糊著報紙，風從破洞裡灌進來，把報紙吹得呼啦呼啦響。她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盯著頭頂黑乎乎的房梁看了好一會兒，才想起來自己在哪裡。這是她爺留下的老房子。
麥穗坐起來，穿好衣裳，把包袱重新捆了一道。三十塊錢還在，介紹信還在，趙建國的地址也還在。她把那張揉得發皺的紙條掏出來看了看，又摺好，重新縫進棉襖裡子的暗兜裡。然後走進灶房，蹲在灶前生火。火光照在她臉上，把那些被玉米稈劃出的紅印子照得明明暗暗。
麥滿倉從裡屋出來的時候，麥穗已經把粥熬好了。粥很稀，稀得能照見人影，但總比沒有強。父女倆一人一碗，就著昨天老吳頭給的鹹菜疙瘩，呼嚕呼嚕地喝完了。
“走吧。”麥滿倉把碗往灶臺上一擱，拎起他那破帆布工具包。
“爹，你的腰——”
“腰沒斷就能走。”麥滿倉頭也不回地出了門。
縣城火車站的候車室裡人山人海。過年的緣故，到處都是趕著回家的人。扛著蛇皮袋的民工、抱著孩子的婦女、穿著中山裝的幹部，亂糟糟地擠成一團。廣播裡在報站名，喇叭刺啦刺啦地響，聽都聽不清。
麥滿倉牽著麥穗的手擠過人群，找到了售票視窗。兩張去那個北方城市的火車票，十二塊五一張。麥滿倉從兜裡掏出一個布包，一層一層地開啟，裡面是一疊皺巴巴的票子——一塊的、五毛的、兩塊的，還有幾張一毛兩毛的。他數出二十五塊，想了想，又數出兩塊錢放在旁邊，推到視窗底下。
“爹，我這兒有錢。”麥穗從懷裡掏出自己的布包，“我在趙家攢了三十塊——”
“你的錢留著。”麥滿倉把找回來的幾張毛票仔細摺好，塞回布包裡，“到了部隊，萬一用得著呢。爹的錢夠花。”
綠皮火車緩緩駛進站臺，汽笛聲震得耳朵嗡嗡響。人群像潮水一樣往車門湧，麥滿倉一手拎著包袱，一手緊緊攥著麥穗的手腕，護著她擠上了車。車廂裡更擠，過道上都坐滿了人。父女倆找了個角落，麥滿倉把包袱鋪在地上讓麥穗坐，自己靠在車廂壁上，佝僂著腰，一隻手始終搭在女兒肩膀上。
廣播裡在放喜慶的曲子，車廂裡有人在吃燒雞，有人在打牌，沒有人注意到這對縮在角落裡的父女。
麥穗把棉襖裹緊了些，看著窗外。窗玻璃上映著她的臉——瘦了，黑了，嘴唇乾裂，眼睛底下是兩團烏青。她伸手摸了摸棉襖裡子的暗兜，那裡面縫著趙建國的地址。紙條已經皺得不成樣子了，但還認得出來。
“爹，”她忽然開口，“你說趙建國見了咱們，會怎麼說？”
麥滿倉沉默了一會兒。“他要是個有良心的，就該給你個交代。”他的手不自覺地攥緊了，“他要是個沒良心的——咱們也不求他。找他的領導要個交代，然後咱們自己過。”
麥穗沒說話，把臉埋在膝蓋裡。自己過。這三個字聽起來很輕，可她知道有多重。她爹的腰快要廢了，八十三塊錢的存摺甩在了她媽的炕上，現在兜裡除了買車票剩的幾塊錢，什麼都沒有。而她也只有三十塊錢，加上她爹給的那五塊，三十五塊。三十五塊錢，就是父女倆的全部家當。
可她爹說得對。不求他。不靠著誰。有手有腳，餓不死。
火車在鐵軌上咣噹了一整天。窗外的風景從白茫茫的雪地變成了灰撲撲的城市，又變成了白茫茫的雪地。車廂裡的人換了一撥又一撥，只有父女倆始終縮在同一個角落裡。
麥穗靠在車廂壁上，腦袋隨著車身的晃動一點一點的。她迷迷糊糊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天已經矇矇亮了。窗外是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白茫茫的雪覆著田地，偶爾閃過幾個灰撲撲的村莊，煙囪裡冒著細細的青煙。她把臉貼在車窗玻璃上，冰涼的觸感讓她清醒了些。
麥滿倉還在睡。他靠在車廂壁上，佝僂著腰，嘴巴微張，花白的頭髮被車窗縫裡灌進來的風吹得一翹一翹的。他把自己的棉襖蓋在了麥穗身上，自己只穿著件打了補丁的絨衣。麥穗把棉襖輕輕蓋回她爹身上，站起來活動了一下發麻的腿。
車廂裡擠滿了人。過道上都坐著人，有的靠在蛇皮袋上打盹，有的在啃冷饅頭。空氣裡混著旱菸味、汗味和廉價雪花膏的香味。廣播裡隔一會兒就報一個站名，那些名字麥穗一個都不認識。
她想去接杯熱水，她把搪瓷缸子舉在胸前，小心地跨過一個坐在包袱上打呼嚕的老頭，又繞過幾個蹲在地上打牌的年輕人，往開水間的方向走。
走到兩節車廂連線處的時候，她的腳步忽然釘住了。不是因為她看見了什麼，而是因為她聽見了一個聲音。那個聲音很低很沙啞，像是在壓抑著什麼，從連線處的另一頭傳來。她認得那個聲音。這輩子都忘不了。拿著搪瓷缸子穿過擠擠挨挨的人群往開水間走。走到兩節車廂連線處的時候，腳步忽然釘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