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這一本稿紙，給小說的最後一句畫了一個句號。
程彪整理了一下桌面，開啟抽屜的鎖，翻出一個存摺來。存摺裡現在已經攢下了2000多塊錢，抽屜裡還有200多塊錢的散鈔。
這是程彪一年以來全部的收入積蓄，這些錢已經相當於普通工人三四年的收入了。但是對程彪來說，還是覺得有點兒少。2000多塊錢，在物價飛漲的後世什麼都算不上，在這個時代確實能吃的比別人多一點、穿的比別人好一點兒。
可是，若是遇到什麼事，這點錢也還是什麼都不夠乾的。本以為靠了自己在寫作方面的能力，能夠在七八十年代過得豐足，現在看起來自己還是想的太簡單了。
他自己能夠預知未來，知道以後還會有個體經濟和民營經濟大發展的時代，可是政策鬆動具體在哪一年，程彪心裡也沒數。就算個體經濟完全放開，程彪也想不出自己以後還能幹點啥。
建築專業，難道能去當泥瓦匠幫別人蓋房子嗎？
還是說在街頭支口大鍋賣炸油條呢？
個體經濟確實創造了一批先富起來的萬元戶，可是很多生意要麼需要膽量，要麼需要技術，那技術得是大眾所需要的技術，而不是畫建築圖的專業技能。
如果知識能直接變成錢，那八九十年代也不會有無數知識分子依舊過得貧寒，更不會全天下無數民辦教師生活總是那麼窘迫。
時代、國家確實不斷在變好，可是真要想發財致富，除了政策鬆綁以外，還要各人做好準備、把握機會。
程彪相當嚴肅地思考過這些問題，卻發現自己恐怕做不好準備。個體經濟時代，就是餐飲、理髮這些服務行業，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有各種需要，只要能接得上他們的需要，就有機會挖到第一桶金。可是在這些領域，程彪並沒有什麼才幹，除了寫作，他其實一無所長。
而寫作至少在這兩年也仍然是一項體力工作，哪怕程彪一天能寫5000字，所有文字都能發表，一天的勞動所得也不過是六七十塊錢。當然，這趕得上普通工人一個月的收入，可是這樣的收入也只是過得稍微好一點，距離財富自由還差得很遠。程彪有一點懷疑，以寫作維生，在這個時代謀求逆天改命、財富自由，是不是做錯了。
不過翻一翻報紙，輿論上仍然沒有任何新的鬆動。關於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內容仍然只是爭論，而且反對認為包產到戶是倒退的聲音依然很大。
作為重生者，程彪當然知道農村的產權和生產方式必然會有所改變，但是程彪卻不認為生產隊和公社這條持續了幾十年的路線必然是錯的。人民公社並不是一個拍腦門的產物，國家需要重建的時候，正是透過對生產資料的統一排程，透過基層組織的統一管理，才能夠在短期內快速恢復農業生產環境。不然的話，如果內戰剛剛結束，鄉村就個個包產到戶，大家都只忙活自家那幾塊田，男丁多的家庭固然有能力照顧好土地，可是孤兒寡母的家庭、老弱的家庭怎麼辦？
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實現了以村為單位的生產資料的集約管理和調配，能夠把一個村子的男丁集中和平均地投入到所有田地的工作中去。大牲畜、農具都可以互通有無，用有限的資源和壯勞力來完成對村落裡所有土地的耕作和生產，這是一個相當高明的方法。而以生產隊為單位的農業生產組織，除去耕作之外，還可以組織起來進行公共設施的建設，比如修建水庫、水渠、道路。在過去的這些年裡，廣大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是有成績的。
當然，隨著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效率已經觸及到上限，在沒有新式農機具和高效化肥農藥的投入下，農業生產力已經見底了，畝產無法再有效提高。這個時候，集體所有制就會出現停頓，大鍋飯等等弊病也逐漸顯現出來，並且矛盾開始激化。包產到戶、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耕作和結算的呼聲，開始越來越高。但是這一呼聲建立在建國以後人口增長、勞動力增長、生產效率提高和所有家庭人口、勞動力也逐漸充實的情況下。
在一些土地不足的省份，戶均只有幾畝地，以家庭為單位分田到戶，能夠更加精耕細作，提高糧食產量。同時家中的老弱婦孺從事一些手工生產和禽畜飼養的副業，能夠更有效地利用閒置勞動力，創造更多的財富。這種呼聲不僅僅有政治方面的背景，也有具體的經濟、技術和人口方面的因素，在1979年這一年開始出現這些跡象，是多個因素共同促成的。
而在工業大學上學的程彪，在技術方面瞭解更多。在過去幾年，隨著全國鋼鐵產量大幅提升，無縫鋼管的生產能力和技術進一步解決，使得現代化學肥料的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全國各地已經在這一技術積澱之下，開始大量建設中小型的化肥廠。傳統農業畝產是有上限的，無論你多麼勤勞努力，畝產200斤就已經接近上限了。而正是由於60年代以來，國家在良種和化肥方面的科研、技術和工業的投入，才使得糧食畝產不斷提升。
即使這樣，包產到戶最初也只是在那些土地不足的地區開始萌芽。在北大荒地區，以農墾兵團為核心主力的農場，絕不會有人提出包產到戶之類的構想，這不僅僅是政治上和產權關係上的不適宜，從生產方式上講也沒有必要。茫茫的北大荒，連天的田野需要的是專業的農機操作手，駕駛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進行耕作、收穫，用小飛機播撒農藥，以連隊為組織形式進行集中的農業生產管理。真要是包產到戶，普通家庭哪裡買得起大馬力的拖拉機，哪裡照管得了成千上萬畝的農田。
包產到戶在1979年仍然只是一個需要討論的話題，而個體經濟距離人們就更遠。城市裡仍然是國營所有制的企業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佔了絕大多數的比例，這個道理和農村是一樣的。建國之初為什麼不走市場化的道路？因為無數關鍵領域本就不是私人有能力去投資、去涉足、去管理的。鋼鐵廠、重工業企業，甚至包括無數輕工業企業，要滿足一個新興國家百廢待興的需求，要滿足最大多數普通人民的消費需求，不可能把一切完全交給市場。從6億人民到9億人民，滿足衣食住行，如果只靠市場的調配，會導致貧富不均。脫胎於戰時經濟的配給制度，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有人說配給制度是國家特色，並不如此。從一次大戰、二次大戰開始，當經濟遭到破壞，當社會的核心重點都轉向了戰爭，很多國家都面臨著商品不足的問題，東方、西方不同的社會體系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配給制度。俄國是這樣，我國是這樣，戰時的日本、戰時的英國又何嘗不是這樣呢？當茶葉、糖塊、香菸都要按著人頭憑票供應的時候，即便殖民地眾多的日不落帝國，也不得不排著隊，憑票去供應點領購物資。戰爭期間，乃至戰後很多國家都不得不採用配給制度來解決市場供應的問題。日不落帝國甚至要在二戰歐洲戰場取得勝利10年以後，在1954年才正式取消配給制度。那種以為只需要包產到戶就能促進經濟，認為集體生產就是養懶漢的想法，實際上非常狹隘。
不過一直到了2010年、2020年前後，國內的一些年輕人才開始分析和討論這些問題。經常逛論壇的程彪也注意到了農業生產和它背後的工業基礎之間的關係。對於包產到戶的呼聲，程彪的看法是，從技術上、人口情況上和土地開發的情況上來看，提供了恰當的技術條件，輿論上也有一定的基礎，聯產承包、分田到戶具有了它所需要的種種條件，是這個時候該產生的東西。但是它產生的背景，卻和之前30年的篳路藍縷密不可分。一個飢餓的人吃了三個饅頭才有飽腹感，那並不等於說他只需要吃第三個饅頭就能吃飽。聯產承包、包產到戶對農業生產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但是它是建立在前面幾十年的農村基礎建設和組織建設基礎上的。
程彪在1978年隨便寫一篇短篇小說就能夠發表，可不等於說這具肉身的原主隨便寫一篇短篇就有機會發表。那篇《吊鉤》之所以能發表並且產生影響，是因為有原主身上的故事，更是因為有程彪在2020年代1500萬字的網文寫作打底。不過最初的興奮過去，程彪最煩惱的是如何能多掙錢。靠這些短篇是能掙到一些錢，能比很多已經工作的人甚至比八級工的收入還要高一些，可也只是高一些而已。拼命寫下去一年能比得上工人、教師三年的收入，但是一年積累幾千塊錢，放到後面即將到來的歲月，那什麼都不是。要想實現財富自由，還需要想別的辦法。
當然，去友誼商店和省裡的文物商店買一點兒古舊瓷器，也是一種很好的投資。這會兒那些清代的瓷器還是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它們的價格和價值並不比景德鎮的創匯陶瓷更貴，歲月的沉積和文物的稀缺性在這個時候根本沒有人在意。可是大砍省並不是什麼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所在，程彪這一年裡從友誼商店和文物商店也只買了6件清代中期的瓷器，全部花費還不到200塊錢。要想買到更多好東西，除非是去京城，但是全部家當只有兩千幾百塊錢的程彪，也實在沒有勇氣去京城嘗試一下抄底這個古玩行業。
程彪在紙的邊角寫下了“明清瓷器”“京城”兩個詞，又把稿紙收了起來。
午休的時候，程彪回到寢室，卻看到寢室裡有一個陌生的面孔。
“程彪，這位是京城《人文》月刊的康編輯，專程來找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