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景屹在秦正業判決後待了不到一週就被召回單位了。
臨走的晚上，他靠在酒店門框上看著我收拾材料，忽然說了一句：
“你乾脆在臨江開個記者站算了。”
我抬頭看他：“你同意？”
“不同意能怎麼辦？”
他走過來，從我手裡拿走那份龍泉村規劃圖，合上，“反正你人在哪，家就在哪。”
他走了以後，我正式向京州的單位申請在臨江設立常駐記者站。
批覆很快下來了，我租了老城區一間臨街的小鋪面，門口掛上牌子，屋裡擺了張桌子和一臺電腦。
條件簡陋，但來的人絡繹不絕。
孫阿姨送來一筐自己醃的鹹菜，說是 “給記者同志補補”。
龍泉村的老大爺拄著柺杖走了三站路，提來兩隻老母雞。
紡織廠的工人們湊錢做了一面錦旗，上面繡著 “為民請命，鐵肩擔道義”。
我把錦旗掛在牆上，每天進門第一眼就能看見。
一個月後，青川橋事故案重啟調查。
趙大強的證詞成為關鍵證據，加上週工的原始檢測報告，法庭最終認定秦正業對三名工人的死亡負直接責任。
三名遇難者的家屬獲得了秦氏資產拍賣後的優先賠償，每人八十萬。
拿到賠償的那天，其中一戶人家的老太太在法院門口跪了下來。
我趕緊去扶她，她抓著我的手，眼淚一顆一顆地掉在我手背上：
“閨女，我兒子死了十年了。十年了，終於有人給我們一個說法了。”
我蹲下來，把她抱住。 老太太在我懷裡哭得渾身發抖。
周圍圍了很多人，有記者，有路人，有同樣來討說法的其他受害者家屬。
有人開始鼓掌，掌聲從稀疏到密集，最後匯成一片。
那天的照片上了報紙頭版。
照片裡，我蹲在地上抱著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背後的法院臺階上灑滿了冬日暖陽。
傅崢看到報道後給我打了個電話，語氣裡有少見的舒展：
“梁同志，臨江老百姓現在都管你叫‘梁青天’。”
“別。”我趕緊擺手，雖然電話那頭他看不見，“我就做了點分內事。”
“你分內的事，壓了十年沒人敢做。” 傅崢沉默了一下，“我代表臨江市百姓，謝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