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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我適應了新的生活。
語言課、宿舍、超市和圖書館，路線簡單得像一條沒有岔路的線。
許知衡偶爾會把學校發來的通知轉給我，提醒我別錯過註冊時間。
他做事很有分寸，所有幫助都停在我需要的地方，從不替我決定。
這種分寸讓我不習慣。
周聿安總說“我來處理”。
以前我把那當成被重視。
現在才知道，被安排得妥帖，並不等於被尊重。
周聿安寄來的包裹在這天抵達。
寄件人寫的是他，裡面有我的舊相機、幾本專業書，還有那隻我們交往第一年他送我的手錶。
盒子裡壓著一張紙。
【相機修好了，表也換了電池。你出門別總忘記看時間。】
我把紙折起來，放回盒子。
相機還能開機，裡面存著一張四年前的照片。
照片裡，我坐在圖書館窗邊睡著，周聿安把自己的外套搭在我肩上。
那段回憶讓我站在原地，久久沒有動。
手機忽然響了，是周聿安的影片電話。
我沒有接。他又發來訊息：
【我知道你收到東西了。相機裡有一張照片，你看過了嗎？】
我把相機放在桌上，沒有回覆。
幾分鐘後，他打來語音。
“千尋，我不是想逼你回國。”
“那你想做什麼？”
“我想要的是你記得我說過的話，不是維修後的舊東西。”
電話那頭安靜了一會兒。
“你現在說話，越來越像在審判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