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致堯被捕後的第七天，臺北地檢署正式對他提起了公訴。
起訴書長達一百二十七頁，詳細列舉了沈致堯的罪行：教唆殺人、非法人體實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欺詐、偽造文書……共計十一項罪名。檢方在起訴書中指出，沈致堯利用辰星科技為幌子，暗中進行非法的人類行為操控實驗，導致一名無辜市民在誘導下行兇傷人，多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身心損害。
新聞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了這起案件。社交平臺上，憤怒的網友扒出了辰星科技過往的所有資訊，曾經參與過“紅線”遊戲測試的使用者紛紛發聲，講述自己被奇怪的聲音和夢境困擾的經歷。輿論的風暴席捲了整個科技界，政府部門宣佈將對人工智慧倫理問題進行專項立法。
但林默知道，法律的制裁只是這場風暴的一部分。
還有一件事，他一首放在心上。
蘇映雪。
釋出會那天之後，她就消失了。她辭去了辰星科技的職務，關閉了陽明山的別墅，切斷了所有與外界的聯絡。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
林默曾試圖追蹤她的下落，但線索很快就斷了——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從數字世界中消失。她刪除了自己的所有社交賬號，登出了手機號碼，甚至連銀行賬戶都清空了。
她就像一滴水，蒸發在了人海中。
這讓林默感到不安。蘇映雪掌握著那套系統的核心演算法，如果她選擇繼續在暗處進行研究，沒有人能阻止她。而她那天在包廂裡說的那句話——“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聽起來更像是一種自我安慰，而不是真正的懺悔。
但林默也沒有辦法。他沒有證據證明蘇映雪參與了犯罪，在法律上，她只是一個“知情不報”的旁觀者。即使他想追究她的責任，也沒有足夠的依據。
他只能希望，她是真的選擇了關閉系統，而不是帶著那些技術躲進了更深的暗處。
一個月後，臺北的冬天來了。
林默坐在辦公室裡，窗外的雨淅淅瀝瀝地下著，打在玻璃上發出細碎的聲響。他面前的桌上攤著一堆檔案——關於“紅線”案的結案報告、受害者的後續追蹤記錄、以及一些他尚未整理歸檔的筆記。
陳映真推門走了進來，手裡端著兩杯熱咖啡。她把一杯放在林默面前，自己捧著另一杯坐到沙發上。
“剛收到的訊息。”她說，“陳昱安被判了十二年。他當庭認罪，沒有上訴。法官考慮到他是在被操控的狀態下犯罪，給予了減刑。”
林默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這個結果，談不上公正，但也算不上不公。陳昱安確實殺了人，無論他是不是被操控的，他都付出了代價。而那些被他傷害的人，他們的傷痛不會因為判決而消失。
“吳亞欣和何彥廷呢？”他問。
“吳亞欣己經恢復得差不多了。她辭去了幼兒園的工作，搬到了臺東，和她媽媽一起住。她說想換個環境，重新開始。”陳映真喝了一口咖啡，“何彥廷還在接受心理治療。醫生說他的恢復情況良好，但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全擺脫那些暗示的影響。”
“那其他七個測試者呢？”
“大部分人都在接受心理諮詢。沒有人出現嚴重的行為異常，但很多人表示，偶爾還是能聽到那個‘聲音’——特別是在夜深人靜或者壓力大的時候。醫生說，這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消退。”
林默沉默了片刻，然後說：“那些‘種子’，可能並沒有完全清除。”
陳映真放下咖啡杯，看著他：“你覺得還會有後遺症？”
“我不知道。”林默說，“蘇映雪的系統是透過音訊訊號植入暗示的。那種訊號可能會在大腦中留下某種神經迴路，即使系統關閉了，迴路也可能在特定條件下被重新啟用。”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林默坦誠地說，“我們甚至不知道那些‘種子’是以什麼形式存在的。蘇映雪帶走了所有的技術資料，沒有人能複製她的研究。”
辦公室裡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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