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茹和林雅恢復聯絡後，就保持著每週通話的頻率。
一開始，還有人提醒林雅——林工，你總是跟海外的人聯絡，影響不好。
這個提醒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市裡分管科教文衛的主任老趙。
趙主任五十出頭，解放後就在市裡摸爬滾打了幾十年，最擅長的本事就是在各種微妙的風向中站穩腳跟。
他倒不是存心要為難林雅，而是出於一種近乎本能的、刻進骨子裡的謹慎。
在一次非正式的座談會上，他端著茶杯，笑瞇瞇地對林雅說了一句：“小林啊，你們實驗室跟港城的聯絡，是不是有點太頻繁了？”
林雅當時坐在會議桌的另一端，手裡握著筆記本，聽到這話，筆尖頓了一下。
“趙主任，我每週跟港城的顧女士通一次電話，聊的都是工作。顧女士在港城協調資源，幫助我們內地購買一些急缺的物資，不可以嗎？”
“我知道，我知道。”
老趙擺擺手，笑容不變，“不是說你有什麼問題，只是提醒你一下。
你想想，你們所裡還有國防專案的研發，你卻跟海外——港城也算境外嘛。
聯絡這麼密切，傳出去影響不好。
你說是不是？”
“我明白了。”林雅點點頭，懶得廢話，在筆記本上寫了一個字，合上本子。
老趙滿意地點了點頭，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跟旁邊的人聊起了別的話題。
這件事在他的議程裡大概只佔了三秒鐘的注意力，說完就翻篇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這三秒鐘的話，在之後的日子裡，會讓他反覆想起來，想忘都忘不掉。
林雅回去之後，果然把通話頻率降了下來。
從每週一次變成了兩週一次，又從兩週一次變成了三週一次。
她跟顧茹說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只說最近實驗忙，沒顧上打電話。
顧茹在電話那頭安靜了兩秒，沒有追問，只是說了一句：“忙點好，忙點充實。”
結束通話電話後，顧茹和旁邊的陳先生說：“多半是有人說小雅和海外聯絡太密切了。”
陳先生回了一個字：“嗯。”
此後將近兩個月，林雅和顧茹的通話稀疏得像是隔了一層紗。
同時，整個社會的風聲也緊了起來。
街道上的標語換了一批，牆上的大字報貼了一層又一層，紅紙黑字，墨汁多得往下淌，像一道道乾涸的血跡。
然後是每天下午的政治學習，從一小時變成了兩小時，又從兩小時變成了半天。
學習的內容越來越抽象，調門越來越高，誰都不敢說錯一句話，誰都不敢多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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