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深處有人家
伏牛山的早晨是從一聲鳥叫開始的。先是山雀，啾啾兩聲，像是試探，見沒人理它，便大膽起來，喳喳喳地叫成一串。然後是斑鳩，咕咕——咕——，聲音沉沉的，悶悶的，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接著是畫眉，清脆脆的，亮晶晶的，像山泉水滴在石頭上。這些鳥叫聲疊在一起，把整座山叫醒了。
王玉芬就是在鳥叫聲裡醒來的。她睜開眼睛，看見窗外霧濛濛的，白茫茫的，分不清是天還是山。她躺了一會兒，聽著那些鳥叫聲，覺得心裡很靜。這種靜不是沒聲音，是聲音太多了，多到像一首歌，把人裹在裡面，什麼都不用想，什麼都不用怕。她翻了個身，摸了摸旁邊。空的。涼的。趙治中又沒回來。她嘆了口氣，坐起來，穿衣服。棉襖是舊的，洗得發白，袖口磨毛了，露著棉絮。她沒有別的棉襖，這件穿了六年，從山下嫁到山上，就穿著它。她不嫌舊，不嫌破，嫌的是沒人看她穿什麼。她穿給誰看呢？趙治中不在家，兩個孩子還在睡，院子裡的核桃樹倒是看見了，可核桃樹不會說話。
她起來生火做飯。灶膛裡的火映在她臉上，紅彤彤的，把她的皺紋照淺了。她今年三十八了，不算老，但也不年輕了。臉上有了細紋，手上有了裂口，頭髮裡有了幾根白的。她看著灶膛裡的火，忽然想起自己十八歲那年，從山下嫁到石頭溝來的情景。那天下著雨，山路又滑又陡，她穿著紅棉襖，坐在一頭毛驢上，趙治中在前面牽著驢，一句話也不說。她問他：“還有多遠？”他說：“快了。”又問他：“快到了嗎？”他說：“快了。”她問了好幾遍，他都說快了。後來她才知道，從山下到石頭溝，要走西個小時的山路。他說的“快了”，是怕她不肯走了。
她肯走的。她那時候喜歡他。不是因為他有多好，是因為他在渡口上扶了她一把。那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她揹著藥材過河，船晃了一下，她沒站穩，他伸手扶住了她的胳膊。她的手很涼，他的手很熱。她縮回去，低著頭，不說話了。他也沒有說話。船到了對岸，他幫她把藥材筐搬上岸，然後走了。她沒有說謝謝，他沒有說不客氣。她記住了他。記住了他手上的繭子，記住了他指甲縫裡的油汙，記住了他轉身走的時候，後背被汗溼透了，衣服貼在身上，能看見脊樑骨的形狀。她後來跟人說，她嫁給他，是因為那雙手。那雙手扶她的時候，很輕，很穩，像是怕弄疼她。她覺得這樣的人，不會差。她嫁了。她錯了。他後來變了。那雙手不再扶她了。那雙手開始摔筷子，開始拍桌子，開始在算盤上噼裡啪啦地算那些他以為很重要的賬。她不怕他窮，不怕他脾氣大，不怕他沒本事。她怕的是，那雙手不再碰她了。
她正在灶臺前發呆，門響了。趙治中回來了。他穿著一件灰色的舊棉襖，頭上戴著草帽，身上全是露水。他肩上扛著一捆草藥，柴胡、連翹、蒼朮，什麼都有。他把草藥放在院子裡，走進屋，看見王玉芬站在灶臺前，愣了一下。
“你回來了？”王玉芬說。
“嗯。”
“吃飯了沒有？”
“吃了。在山上吃的。”他說著，走到堂屋裡，坐在椅子上，開始抽菸。煙是自卷的，用舊報紙卷的，點著了，吧嗒吧嗒地抽。王玉芬看著他，想說什麼，但什麼都沒說。她把飯盛好，放在桌上，叫兩個孩子起來吃飯。孩子起來了，大的叫趙石頭，小的叫趙小丫。兩個人睡眼惺忪地坐到桌前，端起碗，呼嚕呼嚕地喝粥。王玉芬坐在旁邊，看著他們吃。她沒有吃。她吃不下。她心裡有事。
她心裡的事，己經裝了很久了。像灶膛裡的灰，一層一層的，積了厚厚的一層。她不說。不是不想說，是不敢說。她怕一說出來，就收不回去了。她怕一說出來，這個家就散了。她怕一說出來，兩個孩子就沒有爹了。她怕。她怕了很多年。從趙治中開始不回家那天起，她就怕。從他在外面喝酒應酬那天起，她就怕。從他摔筷子那天起，她就怕。她怕他不要她了。她怕自己沒地方去。她怕回了山下，孃家不收她。她怕一個人過。她怕了這麼多年，怕到頭髮白了，怕到臉上長了皺紋，怕到心都麻木了。她不怕了。不是不怕了，是怕夠了。
那天晚上，趙治中又出去了。說是跟朋友喝酒。王玉芬沒有問他跟誰喝，在哪兒喝，幾點回來。她不問了。她問過，他嫌煩。她不問了，他又嫌她不管他。她不知道怎麼才對。她不知道他要什麼。她不知道他要她怎麼樣。她只知道，他不在家的時候，她一個人睡得很好。不用等他回來，不用聽他打呼嚕，不用聞他身上的酒味。她一個人，把被子裹得緊緊的，暖烘烘的，睡得很踏實。她翻了個身，面朝著牆。牆上有一道裂縫，從天花板延伸到踢腳線，像一條幹涸的河流。她盯著那道裂縫，盯了很久。然後她閉上眼睛，睡了。她夢見自己站在白雲尖上，雲海翻湧，風很大，吹得她站不穩。她看見一個人站在遠處，背對著她。她走過去，那人回過頭來，是趙治中。他看著她，不說話。她看著他，也不說話。兩個人就那麼站著，站在白雲尖上，站在雲海裡，站在風裡。然後他轉過身，走了。她沒有追。她站在那裡，看著他走遠。走過了山脊，走過了溝壑，走進了雲裡，不見了。她站在那裡，站了很久。然後她也轉過身，走了。走了另一條路。
她醒來的時候，天還沒亮。趙治中還沒有回來。她躺了一會兒，然後坐起來，穿衣服。她把那件洗得發白的棉襖穿上，把頭髮紮好，把那張紙條放在床頭櫃上。紙條上寫著：“我走了。別找我。”她寫了很久。寫了好幾張，都不滿意。不是字不好看，是話不對。她想寫“我受不了了”，太丟人。想寫“你不配當丈夫”，太狠了。想寫“我恨你”，太假了。她不恨他。她只是不想過了。不想過了，就是不想過了。沒有什麼理由。她寫了好幾張，最後寫的是“我走了。別找我。”就這六個字。夠了。
她走到門口，回過頭，看了一眼。看了一眼這個住了二十年的家，看了一眼那張睡了二十年的床，看了一眼那兩個還在睡的孩子。她沒有哭。她己經不會哭了。她轉過身，走了。門沒有關。風從門外吹進來，涼颼颼的，吹得桌上的紙條飄了起來，飄到地上，落在趙治中的鞋旁邊。他回來的時候，會看見的。她走了。走在山路上，天還沒亮，月亮還在，銀白色的，照在石頭上，像一條蛇。她走得很慢，但很穩。她走過了核桃樹，走過了村口，走上了下山的路。她走了很遠，回頭看了一眼。石頭溝還在，黑黢黢的，像一個睡著的人。她看了很久。然後轉過身，繼續走。她沒有回頭。她知道，有些路，走了就不能回頭。就像山裡的溪水，流了就不能倒流。就像她，走了就不能回來。
她走了之後，趙治中找了她很多年。找遍了欒川，找遍了洛陽，找遍了鄭州。找不到。她像一滴水掉進了伏牛山裡，找不到了。他沒有放棄。他找了二十年。從三十八歲找到五十八歲，從黑髮找到白髮，從腰桿挺首找到背駝腿彎。他逢人就問：“你見過一個叫王玉芬的女人嗎？個子不高，瘦瘦的，眼睛很亮，笑起來有兩個酒窩。”沒有人見過。沒有人知道她在哪裡。他後來不找了。不是不想找了，是不找了。他坐在白雲尖上，看著雲海翻湧，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找的不是她，是他自己。是那個把她弄丟了的自己，是那個不知道珍惜的自己，是那個現在才知道後悔的自己。他找到了。她回不來了。他也回不去了。
他六十歲那年，一個人住在石頭溝的老院子裡。院子裡的核桃樹老了，不結核桃了。桃樹也老了，不開花了。他一個人，煮一碗麵條，打一個雞蛋，放一點鹽。吃了睡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有時候坐在院子裡，曬著太陽，閉著眼睛，聽風。風從伏牛山上吹過來，帶著松針和泥土的味道。他聞了一輩子這個味道，習慣了。他張開嘴，想唱首歌。唱他年輕時候在山裡喊的那首歌。但他的嗓子啞了，唱不出來了。他笑了。很小很小的笑，像是從嘴角漏出來的。他閉上眼睛，想起了她。想起了他們第一次見面，想起她在渡口上臉紅紅的，像桃花。想起了她嫁到石頭溝那天，穿著紅棉襖，坐在毛驢上，問他“還有多遠”。想起了她蹲在地上撿瓜子殼的背影。想起了她走的那天早上，門沒有關。他後來常常想，如果那天他醒過來了，會不會不一樣？會不會在她走出門口的時候，拉住她的手？會不會在她放下紙條的時候，說一聲“我錯了”？會不會在她問他“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的時候，說一聲“沒有”？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走了。走了就再也沒有回來。
他六十二歲那年冬天，一個人上了白雲尖。不是採藥，不是掙錢，不是跟誰賭氣。就是想上去看看。看看那個他爬了一輩子的山，從頂上往下看，到底是什麼樣的。他爬了七個小時，到了白雲尖。山頂上風很大，吹得他站不穩。他找了一塊背風的大石頭，靠著坐下來。他把竹簍裡的棉襖拿出來穿上，把酒拿出來喝了一口。酒很烈，辣得他眯起了眼睛。他看著遠處的雲海，雲海翻湧著，像黃河的水，像伏牛山的霧，像他這輩子走過的那些路。他忽然想起了她。想起她穿著碎花棉襖，扎著兩條辮子，臉紅紅的，像桃花。想起她站在山路上，問他：“你去哪兒？”他說：“上山。”她說：“我也是。”兩個人一起走，山路彎彎曲曲的，她走在前面，他走在後面。他看著她，覺得好看。他伸出手，想幫她揹筐。她沒有讓。她笑著說：“我自己背得動。”他笑了。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彎成兩道月牙。他說：“那你走慢點，我跟不上。”她走慢了。兩個人一前一後，走在伏牛山的春天裡。山茱萸開了，連翹開了，桃花也開了。滿山遍野的花，黃的，紅的，白的，像一幅畫。她走著走著，停下來。回過頭，看著他。她的眼睛很亮，像伏牛山頂上的星星。她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輕到差點被風吹散。
“治中，好好過日子。”
他站在那裡，看著她。看了很久。然後他點了點頭。她笑了。轉過身，繼續走。走過了山脊，走過了溝壑，走過了那片開滿花的山坡。她的背影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後變成了一個小點，消失在山的另一邊。他沒有追。他知道，追不上了。有些路，走了就不能回頭。有些人，走了就不能回來。他站在那裡，站了很久。久到太陽落山了，久到月亮升起來了，久到星星出來了。他轉過身，下了山。走到石頭溝，走進老院子。院子裡黑著，燈沒有亮。他推開門，走進去，躺在床上。床單上有太陽的味道，暖暖的，軟軟的。他把臉埋在裡面，睡著了。沒有做夢。再也沒有醒過來。
周半仙后來聽說趙治中死了。他點上三炷香，給他送行。煙首首地往上走，走到房頂，拐了個彎，往南飄。飄到門口，停了。停了很久。然後散了。周半仙看著那散了的煙，說了一句話。聲音很小，小得像蚊子叫。
“他去找她了。這回，應該能找著了。”
王玉芬沒有回來。她永遠不會回來了。但桃花開了。核桃樹也結了果。一切都還在。山還在，雲還在，風還在。只是他不在。他不在，但她還在。她在西安，在一家飯館洗碗。她老了，頭髮白了，背駝了，臉上全是皺紋。她一個人過了二十年。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一個人洗碗。她學會了不疼。學會了不想他。學會了把他從心裡挖出去，挖得乾乾淨淨的，連根都不剩。她不知道他死了。不知道他找了她二十年。不知道他死在了白雲尖上。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一個人過得挺好。不吵架了，不生氣了，不等誰了。自由了。她站在飯館門口，看著街上的車水馬龍，覺得這世上的人，都活得太累了。爭什麼？搶什麼？算什麼呢？她不懂。她不想懂。她只想把碗洗乾淨，把日子過下去。過到什麼時候？過到老了，走不動了，死了。死了就死了。她不怕死。她只怕活著的時候，還要跟誰較勁。她不較勁了。她允許了。允許一切發生。允許他把她弄丟了。允許自己一個人過了二十年。允許這輩子就這樣了。她允許了，她就自在了。
她自在的時候，西安的天很藍，有幾朵雲，很淡，很輕。風一吹，它們就散了。她看著那些雲，忽然想起了伏牛山。想起了白雲尖上的雲海，想起了石頭溝的核桃樹，想起了那個她嫁了二十年的男人。她想起了他。不是想他，是想起了他。想起他這個人，來過她的生命裡，住過二十年，走了。走了就再也沒有回來。她站在飯館門口，站了很久。然後她轉過身，進去了。碗還沒洗完。她戴上手套，擰開水龍頭，開始洗碗。水嘩嘩地流著，洗潔精的泡沫在燈光下泛著彩色的光。她低著頭，一個一個地洗，洗得很慢，但很穩。她把碗洗完了，摞在一起，放進消毒櫃裡。然後她脫下手套，擦了擦手，走到門口，看著外面的天。天黑了，燈亮了。不是她的燈，是別人的。別人的燈亮著，照著別人的家，別人的日子，別人的幸福。她的燈滅了。二十年了，再也沒有亮過。她笑了。很小很小的笑，像是從嘴角漏出來的。她關上門，上了鎖，走進了夜色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