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念如影
陳桂芳搬進這棟筒子樓那年，我十二歲。
她住三樓盡頭的屋子，門框上貼著褪色的福字，門把手永遠纏著紅布條。我母親說那叫“擋煞”，她男人和女兒都在那扇門後面走的，一個死在工地上，一個死在病床上。頭幾年樓裡還有人跟她走動，後來漸漸沒了。因為她會拉住每一個人，從買菜回來的張嬸到送煤氣的李師傅，用同樣的語調說同樣的話：
“你不知道，我家囡囡小時候可聰明了，三歲就會背唐詩。那天早上她跟我說，媽媽我頭有點暈——”說到這裡她就停下來，眼珠子定定地看著對方，好像在等一句她永遠等不到的回應。然後她低下頭，用圍裙角擦眼睛，聲音悶悶的：“我要是那天帶她去醫院就好了，我光顧著趕工做那批糊紙盒的活計。”
頭幾回大家還陪著掉眼淚。到後來，整棟樓的人都在躲她。因為她從不說新鮮的，每個字都一模一樣，連停頓的節奏、擦眼睛的角度都像個上了發條的留聲機。那幾年流行早起打太極拳，天矇矇亮廣場上站一排老頭老太，陳桂芳往那兒一杵，別人就往外挪。她一張嘴“我家囡囡小時候”，方圓五米就只剩她一個人，晨風灌進空蕩蕩的位置，嗚嗚地響。
我是少數幾個不躲她的人。說不清為什麼，可能是我沒把她當祥林嫂看，可能是我自己也藏著什麼翻不過去的頁，只是那時候還不自知。
她常坐在一樓樓梯口的馬紮上，面朝著鐵柵欄門，像一尊等人來拜的泥菩薩。我放學經過，她渾濁的眼珠子就轉過來：“小弟，你曉得吧——”
我就在她旁邊蹲下來。紙盒廠己經倒閉了，她靠低保過活，袖口磨出毛邊，頭髮白得像落了一層霜。但她講她女兒的時候，臉上浮起一層薄薄的光。
“囡囡那時候可乖了，我糊紙盒到半夜，她就趴在小桌上畫畫，畫的都是媽媽。有一張畫我留著，這麼多年了，壓在箱子底下。”她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虛虛地比劃，“耳朵畫得那麼大，像只兔子，她跟我說，媽媽你耳朵大能聽見我說話。”
我不知道說什麼。她也不需要我說話。
後來我念大學，搬出筒子樓。再回去是七八年後，母親說陳桂芳還在，還住在三樓盡頭。我站在樓梯口，看見那個馬紮還在，人換了——一個老頭坐在那兒打瞌睡。我問母親陳桂芳呢。母親說，去年冬天沒了，倒在陽臺上，收衣服的時候心梗，過了三天才被人發現。
“她走得安靜，”母親加了一句，“沒給誰添麻煩。”
我上樓去看。那扇門開著，新的租戶正在往裡搬傢俱，一個年輕女人抱著紙箱從我身邊擠過去。福字沒了，紅布條也沒了。門框上露出一道深深的勒痕，纏了二十年的布條留下的痕跡，像一條幹涸的河床。
我忽然想起她說過的一件事，就一次，混在那無數遍重複的囡囡故事裡。她說那天早上女兒說頭暈，她在趕工糊紙盒，手上全是糨糊，就衝女兒擺了擺手說去床上躺會兒。女兒乖乖脫了鞋爬上床。等她把那一摞紙盒糊完，過去看的時候，女兒己經燒得說胡話了。她揹著女兒跑到衛生所，路上摔了一跤，膝蓋磕在石頭上，到現在下雨天還疼。
“我要是那天放下紙盒子就好了。”她說這話的時候低頭看著自己的手，十個指頭關節都粗大變形，是糊了三十年紙盒糊出來的。她用那雙關節粗大的手蓋住自己的臉，聲音從指縫裡漏出來，悶悶的：“可我放下紙盒子，我們也活不到第二天啊。”
那天她沒有擦眼睛。她的手就那麼蓋在臉上，像一座小小的墳。
我站在三樓走廊上，新租戶在屋裡吆喝“小心點別磕了櫃子角”。陽光從盡頭的窗戶照進來，照在門框那道勒痕上。二十年的布條纏在那裡，陳桂芳每天開門關門都看見它。
她一輩子都在那扇門後面。
我後來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房子。孩子三歲那年發燒，半夜我抱著他去醫院，急診室的燈白得晃眼。我坐在長椅上，兒子在我懷裡滾燙地呼吸，我的胳膊酸得快斷了但不敢換姿勢。忽然想起陳桂芳說的“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後劈柴”——祥林嫂的話，每個字都記得。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豆撒了一地，刺柴上掛著一隻小鞋。
我把臉貼在兒子滾燙的額頭上。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陳桂芳反覆講的那些話，根本不是說給旁人聽的。她是在給自己重新活一次的機會。每一次重複“我家囡囡小時候可聰明了”，她就能回到那個早晨，女兒還沒說頭暈，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她手上有糨糊，桌上有一摞沒糊完的紙盒。
而每一次講到“我要是那天帶她去醫院就好了”，她就在想象中把那一頁撕掉，重寫。寫一個不同的結局。
她寫了二十幾年。寫到死。
那天晚上從醫院回來，我翻箱底找兒子的醫保卡，忽然翻出一張舊照片。筒子樓拆了，母親搬家時塞給我的。照片上是個老太太坐在馬紮上，旁邊蹲著一個十幾歲的男孩，男孩在笑，老太太也在笑。陽光從鐵柵欄門外面照進來，把兩個人的影子拉得很長。
我盯著看了很久。
陳桂芳把同一頁翻了二十幾年。我也在翻我的——只是我翻的那頁還沒顯形，我還不知道自己被困在哪一天。但總有一天會知道的。也許是今天，也許是兒子長大離開的那天，也許是別的什麼早晨。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扇關不上的門。門框上纏著紅布條，勒出深深的痕。我們每天開關，每天開關，以為自己在往前走，其實只是那扇門在來回地動。
而門後面的那個早晨，再也沒有變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