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等伊恩說出“普拉特”這個名字的時候，房東的表情變了。
“普拉特先生？他六月就搬走了，走之前連招呼都沒打，還欠我半個月房租。”
房東翻出一箇舊資料夾，從裡面抽出一張皺巴巴的推薦信，“這是當初租房時候他給我的，推薦人叫大衛·戴維斯。”
推薦信上的內容很簡單，無非是“普拉特先生品行端正、經濟穩定”之類的客套話，落款處有一個電話號碼和一個簽名。
伊恩撥通了那個號碼，電話那頭響了兩聲就接了，是個男人的聲音，低沉、穩重，操著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
“羅納德？天哪，你們找到他了？”電話那頭的男人聲音裡帶著明顯的震驚和悲痛，“我馬上過來。”
不到兩個小時，一個男人推開了德文郡警局的門。
伊恩第一眼看到這個人的時候，腦子裡蹦出的第一個詞是“講究”。
他大概四十出頭的年紀，穿一件米白色的亞麻襯衫，袖口捲到小臂，露出曬得均勻的皮膚，手腕上一塊皮帶正裝表，不是奢侈品但很有品味。
五官算不上多英俊，但組合在一起就是讓人覺得舒服，笑起來的時候尤其和善，眉眼彎彎的，像是教堂裡那種永遠不會拒絕別人的義工。
“我叫大衛·戴維斯。”他伸出手，用力握住伊恩的手掌，手心乾燥溫暖，“羅納德是我最好的朋友，請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大衛坐在詢問室裡，用他那口流利的美式英語把羅納德·約瑟夫·普拉特的人生講了個清清楚楚。
羅納德，1948年出生在利物浦，1960年代當過兵，退伍後一直對加拿大心嚮往之，還在身上紋了一個加拿大楓葉的圖案作為寄託。
後來羅納德確實去了加拿大，但因為人生地不熟，生活一度陷入困頓，只好在去年年底灰溜溜地回了英國。
“是我幫他找的房子，就在倫敦北邊。”大衛說著嘆了口氣，十指交叉放在桌上，“六月底的時候他突然跟我說要去法國發展，走之前還問我借了兩千英鎊。我當時就覺得不太對勁，但他那個人你是知道的，一根筋，決定了的事十頭牛都拉不回來。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聯絡上他，直到你們打來電話。”
伊恩靠在椅背上，雙手抱胸，不動聲色地打量著對面這個男人。
大衛的敘述流暢、自然，細節豐富，對得上警方已經掌握的大部分資訊。
羅納德確實在1960年代服過兵役，確實有加拿大移民記錄，去年確實回到了英國。
這些資訊和大衛說的完全吻合，滴水不漏。
可就是太滴水不漏了。
伊恩在後來的回憶錄裡寫下過這樣一句話：“一個真正為朋友悲傷的人，不會在回答每一個問題的時候都面帶微笑。他的悲傷像是一件定製的西服，穿在他身上無比合身，可你總覺得那是穿給別人看的。”
大衛離開之前留下了自己的住址，寫在一張便籤紙上，字跡工整漂亮：“小倫敦農舍，德文郡。”
他還特意補了一句，說如果警方有任何需要，隨時可以來找他，他一定全力配合。
伊恩把便籤收進卷宗裡，目送大衛走出警局大門。
他注意到一個細節——大衛走路的時候脊背挺得筆直，步伐不緊不慢，哪怕身後就是警察局，也沒有回頭看一眼。
按理說，案子到這裡就該結了。
死者的身份確認了，死亡時間和死亡方式也大致有了方向，接下來就是走流程、寫報告、歸檔。
但伊恩心裡始終有個疙瘩解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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