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九年正月的汴梁城，春寒料峭。
沈括騎著馬，沿著御街向北，朝丞相府的方向走去。晨風很冷，吹得他臉頰生疼，可他的心裡卻比這風還冷。
自從去年八月升任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以來，他已經在這把交椅上坐了將近半年。這半年裡，他做了很多事——改革了漕運的排程方式，讓東南的糧食能更快地運到汴梁；整頓了三司的賬目，清查出大批被官員侵吞的公款；還推動了對免役法的第一次修訂，降低了河北、京東等受災地區的役錢徵收標準。
可他知道，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
免役法的根本問題，不是賬目不清，不是徵收標準高低，而是它讓窮人和富人出一樣的錢，卻承受了完全不同的負擔。
這個想法，在他心裡盤桓了很久。
今天是丞相吳充召他議事的日子。沈括不知道吳充要問什麼，但他隱約感覺到，這可能是一個機會——一個讓他把心裡的話說出來的機會。
丞相府坐落在御街東側，是一座三進的大宅院。
沈括到的時候，吳充正在書房裡等著他。
吳充今年五十多歲，身材清瘦，面容儒雅，說話時總帶著一絲溫和的笑意。他是王安石的親家——他的兒子吳安持娶了王安石的女兒——但在政治上，他和王安石的分歧越來越大。王安石主張激進的改革，吳充則傾向於“寬猛相濟”，對新法中的一些弊端持批評態度。
這種微妙的關係，讓他在朝堂上顯得有些尷尬。新黨覺得他不夠激進，舊黨覺得他是王安石的人。可神宗信任他，因為他不結黨、不營私，做事公道。
“沈翰林，坐。”吳充指了指對面的椅子，示意沈括坐下。
沈括行了一禮，坐了下來。
“今日召你來，是想問問免役法的事。”吳充開門見山，“你在三司待了半年，各地的賬目你都看過。你覺得，免役法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沈括沉默了片刻，然後緩緩開口：“相公，臣以為，免役法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法本身，而在於征斂不均。”
“征斂不均？”吳充微微皺眉，“說具體些。”
沈括從袖中取出一份札子，雙手呈給吳充。
“這是臣這半年來，對各地免役錢徵收情況的統計。”沈括說道，“相公請看，京西路鄧州，上戶每戶每年出役錢三貫，中戶一貫五百文，下戶五百文。看起來，下戶出的錢比上戶少得多。可您知道，下戶一年的總收入是多少嗎？”
吳充翻看著札子，沒有說話。
“臣在鄧州做過調查。”沈括繼續說道，“下戶大多隻有幾畝薄田，一家老小靠種田和打零工為生，一年的總收入，不過十幾貫。五百文役錢，看似不多，卻佔到了他們一年收入的百分之五。而上戶呢？家貲萬貫，三貫錢不過是九牛一毛。”
“同樣的役錢，對上戶來說是不值一提的小錢，對下戶來說卻是要命的負擔。這就是臣說的‘征斂不均’。”
沈括的這段話，揭示了免役法推行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累退性。現代財政學認為，好的稅收制度應當具有“累進性”，即收入越高的人稅負比例越高；而“累退性”則相反，收入越低的人稅負比例反而越高，這會加劇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
吳充放下札子，看著沈括，目光裡帶著一絲審視。
“你的意思，是減免下戶的役錢？”
“是。”沈括點了點頭，“臣以為，下戶的役錢，應當大幅減免，甚至全免。他們的家貲微薄，本來就承擔不起多少役錢。強行徵收，只會讓他們破產逃亡，反而不利於國家的穩定。”
“可免役錢是用來僱人服役的。”吳充說道，“如果減免了下戶的役錢，錢從哪兒來？”
“從上戶來。”沈括毫不猶豫地說道，“上戶家貲豐厚，出的役錢卻和下戶相差無幾，這本身就不合理。臣以為，應當大幅提高上戶的役錢徵收標準，用多收的錢，來彌補減免下戶造成的缺口。”
吳充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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