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那端的人知道高經理午飯吃了什麼。
他知道辦公室門牌，知道今天採購的是一批繼電器，知道付款金額一百八十元，還知道高經理下午去看牙，三點前回不來。
所以小郭問“您是高經理嗎”時，對方毫不遲疑地回答：“是。”
電話確認被記錄為透過。
十分鐘後，真正的高經理捂著半邊臉回到辦公室。他拔了一顆壞牙，說話漏風，聽見付款已經確認，先以為自己打麻藥後忘了做過什麼。
“我沒接電話。”他說。
接電話的是新來的業務助理。年輕人見高經理的私人辦公室響鈴，怕錯過付款時限，便進去接了。他知道採購安排，也認為老闆回來一定會同意，於是替他說了“是”。
“我沒想騙錢。”助理解釋，“貨等著發，流程又只差電話。”
銀行指令幸好還需要單位財務印鑑，沒有因電話確認直接執行。可星辰系統已經把一個熟悉情況的人認成了另一個人。電話線正確、資訊問題正確、回答語氣自然，全都沒能證明身份。
高經理嘴裡塞著藥棉，發火也發不清楚。他在紙上寫：以後只打我手機。
陳維明覺得這辦法可行。行動電話隨身帶，比辦公室固定電話更接近本人。馬飛卻問：“手機借給別人呢？丟了呢？你拔牙時交給司機保管呢？”
高經理又寫：那就問只有我知道的問題。
“午飯、採購、行程，助理都知道。”蘇雨桐說，“問母親姓什麼、身份證號碼，也可能被同事或家人知道，而且把更多個人資訊收進系統，不一定更安全。”
高經理不耐煩地把筆一扔。牙疼讓所有制度討論都顯得多餘，他只想回家躺著。蘇雨桐沒有強留，先把本次指令退回待授權，讓財務不要執行，再約第二天覆盤。
他走時，助理跟在後面，一遍遍道歉。兩人背影一前一後，像一場尚未決定怎樣收場的家庭爭執。
星辰原本準備把電話回呼作為移動確認前的過渡。使用者在電腦上提交指令，系統撥打登記電話，由客服核對金額和收款人。對於沒有個人電腦或經常外出的負責人，這比回辦公室籤每張紙快。
這次事件證明，電話只找到一部裝置，最多找到一個環境，不能自動找到應當作決定的人。
“那電話確認是不是沒用？”小郭問。
“有用。”蘇雨桐說，“它能證明有人在登記號碼接聽，能傳達風險提示，也能作為多項證據之一。錯誤是我們讓一句‘是’承擔了全部授權。”
他們調出錄音。客服先報星辰名稱，再問身份，然後說出完整金額、供應商與用途。業務助理每項都回答正確。因為他參與採購，這些資訊沒有秘密可言。
更糟的是，客服為了方便使用者，只要對方回答三個問題就勾選透過，沒有讓他提供一項獨立於辦公室日常資訊的授權憑據，也沒有在高經理登記的個人渠道留下通知。
趙秋寒聽完錄音，說：“你們讓人自稱是誰，再用他身邊的人都知道的事證明他說的是真的。這不是確認，是一次很禮貌的詢問。”
電話方案被暫停。
那天晚上，馬飛在樓下公用電話給母親打電話。接電話的是鄰居，鄰居聽出他的聲音，說母親去買菜，五分鐘後回來。馬飛沒有留下公司事情，只讓母親回撥。
他站在電話亭外等，身後有三個人排隊。第二個人不停看錶，第三個人抱著哭鬧的孩子。五分鐘變成十五分鐘，母親仍沒回。攤主催他別佔著位置，他只好先離開。
半小時後，母親把電話打到公司。前臺是小郭接的，問是誰，母親說“我是馬飛他媽”，小郭立刻把線轉進辦公室。
這條鏈裡，每個人都靠熟悉和常識完成了判斷。日常通話足夠，付款授權卻不能把“大家都知道是誰”當作永遠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