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方提著箱子走了。張建國隨後要求把會面時間、對方自述和未開啟箱子的事實寫進記錄,並通知前臺若他再次送資料,不得接收。
中午只有六個人吃飯。公司從附近小館訂了兩盆菜,風把一次性桌布掀得亂響。候選人和員工混坐,沒有專門的“領導桌”。顧寧把自己那份紅燒肉裡的肥肉挑到盒蓋上,給父親打電話,說下午結束後陪他買藥。
程衛的妻子帶著四歲的兒子在院外等。孩子坐不住,從門縫裡看水箱,問爸爸這裡是不是造大炮。何敬把他們請進休息區,說明裝置沒有高能介質,又給孩子一盒彩色鉛筆。程衛妻子問的不是保密技術,只問長時間試驗時有沒有人通知家屬,外地出差的保險具體保什麼。
許姐把保險條款拿來,發現其中只寫普通差旅意外,對進入合作試驗場的特殊風險定義含糊。她沒有用口頭承諾補空白,當場記下需要與保險方重新確認。招聘會結束前,這一項被標成“未解決”,公司不得催候選人簽約。
下午是現場題。星辰沒有讓人免費完成真實設計,只給出一份已結束、已脫敏的冷流記錄,請候選人指出還需要什麼資訊。有人迅速算出閥門響應,顧寧卻先問三套時鐘如何關聯;程衛注意到供給壓力在啟動前緩慢下降,追問氣源調節和環境溫度。
一名剛畢業的學生什麼也沒答出來。他緊張得手心出汗,簡歷邊角被捏軟。馬飛問他為什麼來。
“我小時候看火箭發射,想做這個。”
“你現在會什麼?”
“會畫圖,學過自動控制,但沒有專案。”
“如果這次不錄用呢?”
年輕人低下頭,說準備回學校實驗室做一年助理。張建國建議他把現場題帶走,按公開資料重新分析,星辰三週後可以給一次反饋,但不會承諾職位,也不會使用他的結果做公司工作。
陳維明事後問,為什麼不給一個實習名額。工資不高,年輕人又肯拼。
“因為現在沒人有時間帶。”何敬說,“把他招來讓他自己熬,不叫培養。”
最終只有顧寧和程衛進入錄用討論。公司沒有在當天發 offer。保險條款用了四天補充,顧寧的排班增加固定複診日,程衛則要求把合作點火時的家屬聯絡程式寫入安全計劃。
三週後,那名應屆學生真的寄回了現場題。他用學校機房列印,圖畫得不漂亮,卻把原來缺失的時鐘關係、壓力初值和感測器誤差列成問題,沒有冒充能算出唯一答案。何敬按約騰出一小時,與他在公司會議室逐頁討論。
學生臨走時問,星辰會不會把他的分析拿去改試驗檯。何敬當著他的面在封面蓋上“招聘反饋材料,不作為工程輸入”,又把一份影印件交還給他。若公司以後需要採用其中的新想法,必須重新聯絡並按工作付費。
“我沒被錄用,也能算出東西?”年輕人問。
“沒被錄用只說明我們現在沒有合適的位置。”何敬說,“不說明你這三週白過。”
半年後,他是否會回來沒人知道。招聘會不是把每個參與者分成有用和沒用的機器,星辰也不能一邊說尊重證據,一邊免費拿走求職者為獲得機會做出的勞動。
顧寧拿著新合同回家,父親讀到“員工對測量完整性擁有獨立報告權”,問這是不是意味著她能反對老闆。
“紙上是。”她說。
“那要看第一次反對以後還算不算。”
她把這句話帶到簽約日,寫在個人試用目標裡:至少參加一次由自己獨立出具不符合項的評審,以驗證制度是否真實。
程衛簽約前帶兒子又來一次。孩子把上次那盒彩筆還回來,只少了一支藍色。程衛妻子解釋藍筆找不到了,願意賠。何敬說不用,把剩下的留給他畫。
“他畫的不是公司成果。”程衛笑道。
“所以不用入庫。”許姐也笑。
七個人的招聘會只招到兩名正式員工。另有兩人進入後續溝通,三人明確不匹配。若按市場部原來的目標,這個結果很難看。
但籌備組沒有得到一隻裝著來歷不明圖紙的皮箱,沒有得到一個無人指導卻可以廉價加班的畢業生,也沒有讓顧寧用父親的複診換一句“航天需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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