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雨桐把答案鎖進鐵皮櫃的那天，實驗室暖氣壞了。
窗縫裡灌進來的風把列印紙吹得一角一角翹起。她戴著露指手套，在三隻牛皮紙袋上分別寫下“訓練”“除錯”和“最終評估”，又把裝有最終標籤的軟盤放進最裡面那隻袋子，用漿糊封口，在騎縫處簽上名字和日期。
陳維明站在門口，手裡捧著一杯剛衝的豆漿：“這麼鄭重，不知道的還以為裡面是工資。”
“比這月工資貴。”蘇雨桐說，“要是誰先看了答案，三個月的實驗都得重來。”
研究小組剛從支付與搜尋兩邊收集到一批經過授權、脫敏和人工複核的異常樣本。所謂異常並不都是壞人。有老人重複點了兩次確認，有商戶把同一天的進貨拆成十幾筆，也有人從外地出差，電話區號和常用地址對不上。真正需要攔下的，只佔很小一部分。
產品組很想盡快把這些樣本變成一道“聰明的門”。馬飛卻同意蘇雨桐先做盲測：建模型的人只能看訓練集，調引數的人只能看除錯集，最終評估樣本由不參與開發的人保管。在正式揭曉前，任何人都不能根據最終答案修改規則。
負責保管的人叫喬嵐，是大學實驗室派來協作的助理研究員。她二十四歲，騎一輛車鈴不響的舊鳳凰腳踏車，每天從學校宿舍穿過兩條結冰的小路來星辰。她第一次進公司時，前臺以為她是來應聘文員的，因為她懷裡抱著搪瓷飯盒和一摞用棉線縫起來的記錄本。
蘇雨桐問她為什麼不用訂書釘。
“拆過會留痕。”喬嵐說，“老師以前把我的實驗頁弄亂，我就養成這個習慣了。”
她不負責設計模型，只負責抽樣、編號、保管答案和主持最後評估。這個位置看似離“智慧”最遠，卻擁有叫停所有人的權力。
第一輪討論很快暴露出分歧。
支付產品的一名同事提議把使用者在搜尋框裡查過什麼也加入判斷：“搜過‘退貨’‘銀行卡’‘套現’，總能說明點問題。資料都在我們公司，拿過來又不用花錢。”
蘇雨桐把鉛筆橫放在本子上：“搜尋資料和支付研究的授權是分開的。”
“可以只看關鍵詞，不看姓名。”
“把時間、地點、商戶和查詢組合起來，人很容易重新被認出來。更重要的是，他來搜尋一個詞，不等於同意我們拿它決定一筆錢能不能付。”
對方不服：“不用這些，模型怎麼贏？”
“先問該不該用，再問能不能贏。”
最終樣本只保留支付流程本身允許使用的資訊：金額、授權方式、賬戶狀態、近期失敗次數、商戶型別，以及人工爭議留下的有限事實。姓名、完整卡號、搜尋內容全部不進入研究環境。林海另做了一份匯出程式，每次匯出都生成清單，由兩人簽字，研究機器不能反向連線賬務伺服器。
這些限制讓樣本變得不那麼“漂亮”。許多記錄只有空白，有些欄位由銀行批次延遲一天才補齊。年輕工程師抱怨像蒙著眼走路，蘇雨桐說盲測本來就不是為了讓人走得舒服。
她給團隊定下最簡單的比較辦法：先做一套人人看得懂的規則基線，再做統計評分。結果不只看命中了多少異常，還要看錯攔了多少正常付款，以及漏掉的事情後來給使用者造成什麼後果。把一位趕著付住院押金的人誤攔，和讓一筆可以次日複核的訂貨款多等十分鐘，不應只算成兩個相同的“錯誤”。
馬飛聽完，提醒她不要預設未來答案：“你以前說過，我腦子裡的經驗不能代替這一年的證據。你的判斷也一樣。”
“所以答案在櫃子裡。”蘇雨桐看了他一眼，“也包括我不喜歡的答案。”
研究持續了六週。
白天，蘇雨桐仍要處理搜尋業務。春運前，許多人開始查車次和地圖，搜尋伺服器負載上升。她上午和林海排查分詞程式，下午到大學實驗室看模型，晚上回到出租屋才整理盲測記錄。兩個人的住處添了一床蘇母寄來的新棉被，花面是俗氣的大紅牡丹，厚得把櫃門都擋住一半。
馬飛第一次套被罩，把被芯塞成一團。蘇雨桐從桌邊抬頭，發現他正試圖用工程圖一樣的辦法把四個角編號，忍不住笑了。
他們一人抓住兩個角，把被子在狹小客廳裡抖開。風帶著棉絮飛到蘇雨桐的頭髮上，桌上的評估表被壓在茶缸下面。那晚她沒有再去公司，只在家把缺失欄位的處理原則寫完，十點鐘準時關燈。
第二天，喬嵐卻遲到了。
她的腳踏車鏈條在橋上斷了，褲腳沾滿黑油。她走進實驗室先檢查鐵皮櫃上的封條，又去水房用肥皂搓手。有人催她趕緊把前一日抽取的樣本交出來，她搖頭，說手上油汙會弄髒原始記錄，必須等晾乾後戴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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