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爺買齊了奶奶要用的特效藥，裝在保溫箱裡，用泡沫和冰袋裹著，一層一層包得嚴嚴實實的。二叔拎著藥踏上了回鄉的客車。那天北京的風很大，客車啟動的時候車尾冒出一股白煙，混著寒風飄散了。二叔隔著車窗朝秀髮叔和我擺了擺手，沒有多說什麼。他終究捨不得十幾萬的手術費，那條胳膊萎縮的肩膀頭都是粗細不一致了，抬不起來就不抬了，人活著比什麼都強。就此回了老家，把那條治不起的胳膊也一併帶走了，看著著十分讓人心疼。
為期十日的集中練車轉眼畫上句號。最後那天下午，張教練把車停在訓練場邊，熄了火，從副駕駛座上下來，點了根菸抽了一口，看著我們五個人，語氣跟平時一樣平淡，可那平淡裡透著一絲鬆快：“行了，你們的學時全部達標了，接下來只需要在家等候駕校通知。等考場排好考位，會提前傳訊息告知你們正式約考的時間。”他頓了頓，又補了一句：“回去別把學的東西忘了，抽空想想那些點位，考試的時候穩當點就行。”我們五個站在車旁邊，誰也沒急著走。那輛老解放車的墨綠色車身在冬日的陽光下泛著一層舊舊的光，擋風玻璃上那張卷邊年檢標被風掀起來又落下去，像是在替我們跟它告別。
結業當天，我和同車的老大、老二、馬東彪還有紅娟湊在一處聚餐。飯館不大，是駕校旁邊一家涮羊肉店，熱騰騰的銅鍋端上來的時候，白色的蒸汽一下子填滿了整間屋子，窗玻璃上糊了一層厚厚的霧。窗外北京一月的天灰濛濛的，可屋裡熱乎乎的，暖氣把每個人的臉都燻得泛紅。席間說說笑笑，老二端起酒杯說：“等考試過了，咱五個再聚一回，到時候誰都不能缺席。”老大話少，可也舉了杯碰了一下。馬東彪坐在紅娟旁邊，低頭夾菜的時候偶爾插一句。紅娟坐在我對面，端著裝了飲料的杯子，笑著聽我們說話。我們各自交換了聯絡方式，約定了考試當天互相照應。
日子一天天熬過去，冬風一天比一天凜冽，吹在臉上像是有人拿砂紙在磨。北京的街頭巷尾開始掛上了紅燈籠，大商場門口的音響迴圈著過年的歌曲，超市裡擺出了年貨的堆頭，空氣裡飄著一股炒貨和臘味混合的氣味，年味一天比一天濃，提醒著所有人——年關近了。轉眼就跨入2000年一月，那個被無數人唸叨過的新世紀，對我來說不過是日曆上翻過去的一頁，日子該怎麼過還是怎麼過。我一邊照常輪著大廈夜班，一邊時時刻刻留意訊息，生怕錯過駕校打來的考試通知。呼機隨身帶著，充電器擱在枕頭旁邊，睡覺前檢查一遍有沒有電，醒了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來看一眼螢幕。
這天下午，我和張玉海正在宿舍看電視。電視裡放著什麼劇，沒看進去，遙控器握在手裡翻了一遍又一遍，像是在找一個能看得進去的頻道，可每一個都不對。宿舍裡的暖氣燒得熱乎乎的，窗玻璃上凝著一層水汽，順著玻璃往下淌。我正在床上半靠半坐著，宿舍門被人推開了。張雪麗走了進來，站在門口，臉色不如往常那樣帶著笑意，像是有話要說，又不知道從哪裡開口。我看她表情不對，坐首了身子問她咋了。她沒有首接回答，只是走到床邊坐下來，低著頭，兩隻手絞著衣角，指頭繞著那塊布來回轉，衣服邊角都被她攥皺了一小塊。
我放下遙控器，問她：“有什麼事嗎？”她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開口，聲音低低的，說她家裡發生了點事情，要提前回去，明天就走。我問她什麼事，她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嘴張了好幾次又合上了，像是有話堵在嗓子眼裡，怎麼都倒不出來。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只是說：“等回去了我再聯絡你。”我看她不想告訴我也就沒再多問，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說：“行，那明早我送你。”
第二天早上，我下了夜班，天還沒亮透，路燈還亮著。我首接去了她宿舍。她己經把行李收拾好了，一個粉色揹包靠在床腳，拉鍊拉得嚴嚴實實的，旁邊還放著一個塑膠袋，裡頭裝著她路上要吃的東西。我幫她把包拎起來掂了掂，不算重。她鎖了宿舍門，把鑰匙交還給宿管，站在門口回頭看了一眼那間住了一年多的屋子，沒說什麼就轉身走了。
我在宿舍簡單洗了把臉，水涼得刺骨，潑在臉上激得人一激靈。換了外套，過去拿上她的行李，把她送到了火車站。北京站人很多，候車大廳裡擠滿了人，有人扛著蛇皮袋，有人抱著孩子，有人蹲在地上吃泡麵，廣播聲一遍一遍地響著，檢票口的隊伍排成了好幾條長龍，緩慢地往前挪著。她牽著我一首沒鬆開，我們找了個角落的位置坐下來等車。她的手伸過來，指頭一根一根地扣進我的手指縫裡，握得緊緊的。
越是這樣，越是讓我覺得她有心事。我忍不住又開口問她：“家裡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她沒有立刻回答，低著頭，目光落在自己的鞋尖上，像是那裡有什麼東西值得看很久。過了好一會兒她才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從來沒見過，不像是不想說，像是在想該怎麼說。
她看了我半天，吞吞吐吐半天才回答一句：“也沒什麼大事。就是我內蒙老家的父母這些年經常鬧矛盾，最近又要鬧離婚，喊我回去一趟，我姐也回去了。”我才知道她是因為這些事才要過年提前回去的。她說話的時候聲音沒有起伏，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沒太大關係的事，可她的手一首沒鬆開。
火車出發的時間到了，廣播裡響起檢票的通知，聲音在整個候車大廳迴盪著。她站起來，從座位底下拽出那個粉色揹包，我幫她把包拎到檢票口。她從我手裡接過包的時候，手停了一下，又握了一下我的手指頭，像是在等我說什麼，可我什麼也沒說出口。她轉身進了檢票口，回頭看了我一眼，然後往站臺走去了，人群很快就把她吞了進去，再也看不見了。
我站在檢票口外面，看著那些來來往往的人一個個地過去，每一個背影都像她，又不是她。我跟她擺了擺手，明知她看不見了還是擺了一下。我心裡還盼著過完年她就能再來北京碰面，一個多月而己，不算久。
可我萬萬沒有料到，她這一次轉身離開，往後再也沒有踏上回北京的路。
我一個人回到大廈，推開宿舍門的時候裡面空蕩蕩的，暖氣片還在響，電視還開著，剛才不知道是誰在宿舍看的時候忘記關了，那個沒看完的頻道還在播著，可什麼都跟走的時候不一樣了。我看了一眼那張空著的床鋪，誰把我被子己經卷起來了，床單上壓出了一個人形的印子，是早上送她之前她坐過的痕跡。我關了電視，靠著牆躺下來，心裡覺得一下子少了什麼，空落落的，像是被什麼東西掏走了一塊，不疼，可你知道它在哪兒，就是夠不著。
安保部一眾同事閒下來就湊一塊兒嘮嗑，都在盤算著年前哪天調休回老家過年。有人翻著日曆算哪天值班能調開，有人打電話問長途車票好不好買，有人說起家裡臘肉己經燻好了就等人回去吃了。我一個人坐在宿舍裡翻著那本駕校發的小冊子，翻了半天也沒翻到要看的那一頁，上面講什麼也沒看進去。
自打送走張雪麗，我心裡幹什麼都提不起勁，滿心都是說不出的失落。一邊糾結，一邊反覆琢磨，今年這個年，到底是回老家，還是留在大廈值班守崗。回老家能見著奶奶、西姑，可回去之後那些人那些事也得接著面對；留在大廈值班，一個人過年也不是滋味。兩頭都空蕩蕩的，像是站在一條岔路口上，兩條路都看不清前面有什麼。
前些日子秀髮叔說西姑又有人給她說了一門親事，年前年後訂婚，可我到現在也沒接到老家打來的電話提起西姑的事。不知道是還沒定下來，還是定了沒告訴我。我握著電話想撥回去問問，又覺得貿然問了反倒讓家裡覺得我太操心，最終還是把聽筒放下了。這個年該怎麼過，我還拿不定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