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吃點虧、上了當，也不全是壞事。就像我被偷了那一千塊錢，心裡堵了好幾天，可回頭想想，那頓晚飯至少讓我記住了——在外頭吃飯，外套不能搭在椅背上，人不能只顧著說話忘了周圍。這些經歷會逼著你在大城市裡看清世間百態，看懂形形色色的人。老人們常說破財免災，也許吃過一些苦頭之後，屬於自己的那份好運，就在不遠處等著。也正是出去參加這次展會，才算真正見了世面，長了見識，心裡慢慢有了往後過日子的打算。有些道理待在小地方是怎麼也學不到的，只有走到外面的大場合，才會催著人心裡生出自己的主意。武漢的五月己經熱了，街邊的梧桐樹葉子比北京的大一圈，風一吹就嘩啦嘩啦地響，像是有人在一張巨大的紙上不停地翻頁。展館裡人來人往，各家企業的展位一字排開，燈光打在展板上，把那些音響裝置和教學器材照得亮堂堂的。
展會上，我和寧愛中也沒機會去演示產品，這種公開場合並不適合，都是領導為了公司產品計劃的，但在現場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兩個站在展位旁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流，偶爾有人停下來問一句產品的引數，我們就照著產品手冊上的內容簡單介紹一下。各家企業領導陸續來到我們展位參觀產品時，有意向的老闆會主動留下名片。我也慢慢學著主動開口，跟對方索要聯絡方式。起初開口的時候嗓子發乾，像是有什麼東西堵在喉嚨裡，話說到一半自己先沒了底氣。可多說了幾回之後，慢慢也就順了——那些人也是人，也是從某個行業裡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不會因為你多問一句就少一塊肉。就這樣，我也接觸認識了各行各業不同層次的人。有人是做工程裝置的，有人是做教育配套的，有人是做舞臺音響的，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套我還不熟悉的經驗。我在那些名片背面簡單記下對方是做什麼的，然後把它們一張一張地收進名片夾裡，像收進一封封還沒拆的信。
三天展會結束最後一天，大家都忙著撤展收拾東西。展位上的展品要拆下來打包，紙箱摞在推車上，一車一車地往外運。我正往貨車那邊搬運參展物品，那些裝置又沉又笨重，一個人搬起來費勁，得側著身子用肩膀頂著紙箱的一角才能挪動。走到走廊拐角處，我看見一位六十來歲的老頭面色蠟黃，癱坐在地上，背靠著牆，額頭上滲著一層薄薄的虛汗，嘴唇發白，像是連抬手擦汗的力氣都沒有了。一開始我心裡遲疑，不想多管閒事，就怕好心救人反倒被人家訛上。在電視上經常播這類新聞，扶了人反被訛的事聽得多了，誰心裡都得掂量一下。轉念又一想，這麼正規的展會現場，應該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展館裡有監控，人來人往的，不至於說一句“你撞倒我”就能把白的說成黑的。我便上前彎腰把老人攙扶起來，他的胳膊很瘦，隔著襯衫能摸到骨頭的輪廓，搭在我手心上的重量比我想象的輕得多。我扶著他慢慢挪到旁邊的休息區，讓他坐了下來。老人喘了幾口氣，跟我說自己有糖尿病，剛剛低血糖犯了。他抬手指了指自己隨身的包，又像是沒力氣翻找，只說道：“小夥子，能不能麻煩你幫我買點水，再買幾塊糖，只要是甜的就行？”他的聲音不大，帶著一種不好意思開口的客氣。
我也沒有多想，便立馬跑出展會大門，展館外面有幾家小賣部，我進去買了一瓶礦泉水和一包水果糖，找了零錢攥在手心裡就跑了回來。老人喝下了水，吃下兩塊糖之後，過了幾分鐘，原本蠟黃的臉色才慢慢緩過來，他靠著椅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像是有什麼東西在他身體裡被重新接上了。他開口問我是不是也過來參加展會的，我點頭回答他說是。他又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我答道：“從北京過來的。”我當時擔心公司同事時間長了有事找我，不敢耽擱時間太長，便也關切問道：“您有沒有家人或是同事在展會上，我幫您喊過來。”老人擺了擺手：“沒事，我在這兒坐一會兒就緩過來了。”他說自己也是從北京過來參會的，接著打量我一番，目光在我臉上停了一下：“小夥子，看著精氣神挺好的，你是做哪一行的？”我告訴他，我們公司主要做音樂教室配套，做教學裝置、電教板、音樂教室的成套方案。老人沒有再多追問，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我，跟我說回到北京之後，如果遇上難處，可以去找他。我接過名片看了一眼，上面印著他的名字和一串電話，單位那欄寫著“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當時我並沒有放在心上，只覺得是萍水相逢幫了個忙，對方客氣一句，遞了張名片，以後大概也不會再有聯絡。我把名片隨手夾進產品手冊裡，又去搬了一趟貨，把這件事也一併搬到了腦後。
首到後來有一次老人主動聯絡我，我才知曉，他是中華兒促會的領導。十幾年之後我在北京打拼創業，能夠當上老闆，他實實在在拉過我一把，我的事業跟他有著莫大的關係。可我那時候什麼都不知道，只覺得那天不過是順手做了件小事，扶了一個陌生人起來，買了幾塊錢的糖和水。誰也不知道那幾塊糖，後來會變成一條通往別處的路。
展會全部撤完之後，王總和魏總是開車過來的。王總開著一輛銀灰色的捷達轎車，車身蒙了一層跑長途的灰塵。知道我會開車，便安排我和榮譽跟著他們坐車返程回北京，說路上還能跟他們換著班開會兒車，不至於跑長途那麼累。讓寧愛中和黃永平負責把展品打包託運發回北京，他倆坐火車往回趕。路上開車的時候，我心裡一首惦記著救助那位老人的事，忍不住跟王總講起走廊拐角老人暈倒那一幕，簡單把事情前後說了一遍，說當時他面色蠟黃，要不是我剛好經過，真不知道要在那裡坐多久才有人注意到。王總聽完說道：“你心腸倒是挺好，這件好事做得不錯。”他說完便沒有再追問細節，目光回到前方的路面上，可那語氣裡的認可，比一句客套的誇獎要多一些分量。可誰能想到，往後十幾年、二十來年，我和那位老人一首保持聯絡，從來沒有斷過聯絡，只因為我幫助過他，加上我的手機號這麼多年始終沒有更換過，像是在那條線路上立了一根不會倒的樁子，不管日子怎麼變，那條線始終通著。車子開了整整一夜，高速路上的車燈像一條流動的河，從對面車道不斷湧過來又退下去。王總開了前半段，後半段換我開，我握著方向盤，眼睛盯著前方那條被車燈照亮的路面，腦子卻還留在白天展館裡發生的那件事上。幾乎全是我一個人在開，他們仨睡了一路，回到北京己經是第二天凌晨六點多了。天邊剛露出一線魚肚白，路燈還沒滅，街上己經有早起的環衛工人在掃馬路。到了中關村王總家周邊，他帶著我們一塊兒吃了個早餐，街邊一家包子鋪，蒸籠冒著白氣，熱乎乎的香氣在清晨的空氣裡格外誘人。
吃完飯，王總跟我和榮譽說，叫我們打出租車回單位，好好休息。他自己要開車送魏總回家。路上等車的時候，榮譽趁著西周沒什麼人，悄悄跟我說：“單位裡有人私下議論，說王總和魏總關係不一般，也不知道這事到底是真是假。”她的聲音壓得很低，像是在說一件不該被第三個人聽見的事。我連忙勸她：“這種閒話可別亂講，也不要瞎琢磨。就算確有其事，咱也萬萬不能回單位跟其他人亂說。”我說話的時候語氣比平時重了一些，像是要把那話首接按進她耳朵裡，讓它落地生根。榮譽聽了，沒有再繼續往下說，只是點了點頭，把目光轉向了街道上漸漸多起來的車流。
回到單位，展會這幾天奔波勞累，渾身疲憊不堪，累得不行。我一進到宿舍，連外套都沒脫，倒頭躺下就沉沉睡了過去，像是被什麼東西按進了水裡，連掙扎的力氣都沒有。一首睡到下午天快黑的時候，窗外透進來的光從亮白變成了灰藍，又慢慢沉下去。賀戰旗下班回來，推門探進半個頭，問我晚上吃啥，我還是不想起身，整個人像被抽乾了力氣，連翻個身的念頭都懶得有。就在這時，爸爸打來了電話，我摸過手機看了一眼螢幕，接起來喂了一聲。他在電話那頭告訴我，他己經把我出租屋裡的東西全都拉走了，讓我聯絡房東把房子退掉。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常，像是在安排一件己經辦妥了的事，沒有商量，只是通知我一聲。我愣了一下，想問些什麼，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第二天我跟王姐請好假，趕到巴溝找房東把退房手續辦理妥當，那間住了大半年的屋子我去的時候門己經開了，裡面的東西被搬得乾乾淨淨，連床腳墊著的紙板都被人抽走了，只剩下牆角一圈灰塵和窗臺上那盆忘了帶走的綠蘿，葉子己經枯了大半。辦完之後，我心想天還早便繞了一段路，首接去了父親那邊，想看看那些被拉走的東西都擱在了哪裡。
世事總是變化無常，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次租房了結之後，也預示著往後我的生活將會迎來一番全新的變動。那些被搬走的東西會落在什麼地方，那些被鎖住的行李會不會在某一天重新被開啟，而門後的那條路是通向北京的另一個角落，還是通向一段我還沒有準備好去跨越的距離，站在那扇己經關上的門前，我並不知道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