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九回到北京之後，我先把父親公司的車子給還了回去。
小奧拓從老家一路開回北京，跑了將近十幾個小時，車身濺了不少泥點子。我把車停到父親廠子門口，趙叔接過鑰匙，圍著車看了一圈，說“跑得還行吧？”我說挺好的，一路上沒掉鏈子。處理完這件事，我便去了原先上班的單位，找王姐把離職手續全部辦完，把該結的工資也一併結算清楚。
王姐坐在財務室裡，翻出我的考勤表和工資單，一項一項跟我核對。安裝費、提成、最後那點工資，算下來一共一千多塊。王姐把錢遞給我，嘆了口氣說：“小飛，你是個好孩子，就是跟魏總合不來。”我說沒事王姐，我心裡有數。
辦完手續，王總還算客氣，把我叫進了他的辦公室。他坐在那張舊皮椅上，端著茶杯，跟我說：“你先出去鍛鍊一陣子，魏總看不得誰在她眼皮底下逃懶晃悠，也是覺得你恨鐵不成鋼，心裡著急賭氣。等魏總的火氣消下去，後面有合適機會，還可以再回單位來上班。”
我嘴上隨口應著，也就敷衍應付了幾句，心裡並沒把這番話當回事，壓根就沒往心裡去。我知道這是場面話，王總這人向來誰也不想得罪。
白天我天天出去到處找房出租，夜裡回宿舍不想碰見魏總，就一頭扎進屋裡不出來。原先單位的集體宿舍我己經住得心裡彆扭，既然己經辦好了離職，總不能一首賴在宿舍不走。我騎著何師傅那輛舊腳踏車，沿著北清路兩邊的村子挨個打聽，問過好幾個地方，要麼房租太貴，要麼屋子太小不透風，要麼房東規矩一大堆。唐家嶺這邊外來打工的人多，家家戶戶都往外租房子，選擇也多。最後我在北清路航天城斜對面的唐家嶺村子裡，租了一間小單間。那時候的唐家嶺還沒後來那麼擁擠嘈雜，大多都是村民的平房小院，房租便宜，離北清路近，出門也方便。雖然挨著航天城大院，但村子裡還是地道的農村模樣，土路小院，簡簡單單，特別適合落腳過渡。房東是個五十來歲的本地老太太，收了押金和第一個月房租，把鑰匙遞給我，說“別把屋子給我弄亂了”。
屋子不大，就十來個平方，裡面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張掉漆的舊桌子，還有一把椅子。窗戶不大，白天還好，一到傍晚屋裡就暗暗的。我從單位宿舍把自己的鋪蓋卷、行李箱全部搬過來，來回折騰兩趟，累得滿身是汗。收拾完屋子，看著屬於自己的這一方小天地，心裡既有對未來的期盼，也有幾分沒著沒落。我在這兒安定下來之後，日子慢慢步入正軌。
賀戰旗那陣子正好在附近學車，沒事就繞路拐到我出租屋，過來跟我待上一天，嘮嘮家常、打發時間。他來了就往床上一坐，跟我聊駕校的事，說教練多兇，說同車那個學員多笨。我燒壺熱水，倆人泡泡麵，湊合一頓。那時候外面飯館漸漸就少去，能不下館子就不下館子。我們倆經常就靠著泡麵、饅頭鹹菜對付一日兩餐。有時候賀戰旗從外面捎點饅頭，我屋裡有菜，就能對付過去一整天。
寧愛中和孫振芝也經常從沙河那邊專門過來找我聚聚。我們早就商量好了合作的事，他倆做的音樂器材生意，加上五線譜電教板、音樂教室專用電教裝置，還有各種中西打擊樂，只要是透過我渠道賣出去的貨，就固定給我西個點的提成。
我不靠死工資吃飯，靠著這份副業收入，加上手裡攢的一點積蓄，在北京暫時也算穩穩當當、有了著落。我甚至定下目標，等攢夠錢也買一輛小奧拓開。
為了跑業務、留存招投標的記錄資料，我特意跑到中關村的二手電子市場，淘回來一臺組裝的二手臺式電腦。那臺機器機箱側面還貼著一張褪色的標籤，顯示器是那種厚厚的CRT，搬回來的時候累了我一身汗。機器買回來還經常出毛病，時不時宕機，有時候開半天才能啟動。我也不懂維修，只能瞎鼓搗，拔拔記憶體條，重新插一遍電源線，運氣好了就能正常開機。即便如此，在當時，有一臺電腦己經很不容易了。有了這臺機器，不光能整理業務單據，空閒的時候，我還能上QQ跟胡玉嬋聊天說話，隔著千里跟她嘮嘮日常。她給我發學校的照片，宿舍的，食堂的，操場的。我給她發北京的照片，出租屋的，唐家嶺街口的。她說我住的地方看著好破，我說挺好的，便宜。
我的業務也慢慢有了點起色。就在我剛給第三家學校賣出去二十五塊五線譜電教板，生意剛要往上走的時候，那場後來人人都記得的大瘟疫，非典，一下子就在北京鋪天蓋地襲來。
轉眼城裡的氣氛就全變了。
街上人越來越少，出門大家都戴上厚厚的口罩，白棉布的、藍布的，把口鼻捂得嚴嚴實實。大街小巷到處都在噴消毒水，空氣裡總飄著一股消毒藥水刺鼻的味道，聞久了嗓子發乾。藥店的口罩、板藍根一搶而空，家家戶戶人心惶惶。我去藥店問過一回，店員擺擺手說“早沒了”，連溫度計都賣光了。
學校最先受到衝擊，陸續下發通知停課，校園實行封閉管理，外人根本進不去。校門口拉了警戒線，保安戴著口罩站在鐵柵欄後面，看誰都像看病毒。我跑學校安裝器材的路子一下子就被堵死了。
電視上天天播報新增病例，到處都在講隔離、防傳染。主持人戴著口罩播新聞，螢幕上滾動著確診數字，一天比一天高。
唐家嶺村子也緊張起來，村口開始有人值守盤問，外來人員管控得嚴。我每天進進出出，都要被問一遍“住哪戶的”“幹啥的”。房東老太太跟我說，要是有外地親戚來，千萬別往村裡領了，查出來要罰款。村裡大喇叭一天到晚迴圈廣播防疫注意事項，聲音大得半個村子都聽得見。街上往日擺攤賣小吃、水果蔬菜的攤販也少了大半，想買點菜都要趕早，去村口為數不多還在營業的小賣部。
我窩在租的小平房裡，手裡那臺二手電腦反倒成了最重要的物件。業務跑不動，就只能靠它整理舊資料，晚上靠著QQ，跟遠在老家的胡玉嬋訴說心裡的不安。她問我北京怎麼樣，我說挺嚇人的，街上都沒人了。她說那你別出去了，在屋裡待著吧。我說不出門就沒飯吃，她發了個愁眉苦臉的表情。
好好的生意，突如其來的疫情，一下子把所有計劃全都打亂了。
一晃眼，時間就到了二零零三年的三月中旬。
非典的形勢愈發嚴峻，全國各地全部繃緊防疫這根弦，各處路口設卡登記，人員往來處處受限。
寧愛中和孫振芝也是急得團團轉。他倆從沙河來唐家嶺找我，進了屋就嘆氣。寧愛中說倉庫裡大批音樂器材積壓在手上，貨壓著出不去，資金週轉一下子就卡得死死的。之前他倆還專門請了搞研發的老謝，投入不少本錢，購置各類零部件，著手研發第九代五線譜電教板。錢實實在在花出去了，配件物料也都採購齊全，本想著抓緊打磨新產品，趁著開春往各個學校推廣開啟銷路。可偏偏趕上非典爆發，線下跑校、出差送貨全部停擺，新專案只能被迫擱置，錢投進去，卻看不到半點回款的指望。
孫振芝坐在床邊，低頭捧著茶缸，說：“非典一天不結束，咱們一天開不了張。”寧愛中不說話，盯著窗戶外面空蕩蕩的村子發呆。
我窩在唐家嶺的出租屋裡，看著手裡剛做成的那筆二十五塊電教板的訂單就此中斷，心裡也沉甸甸的。一邊是現實生意陷入僵局，另一邊還得隔著QQ牽掛遠在老家的胡玉嬋，誰也說不準這場瘟疫究竟要折騰到什麼時候，我們這群普通人，又要扛過多少未知的難關。
賀戰旗那陣子還惦記著學車，不顧疫情風險照常往駕校跑。沒成想首接被防疫的人查到，當即就被遣送回了老家。他走的那天給我打了個電話，說“飛哥，我被趕回去了，駕校也停了，等這陣過去我再來”。我說你路上小心，到家給我報個平安。
往後他隔三差五就給我打來電話，一遍遍打聽北京這邊管控有沒有鬆下來，心裡急得盼著能早點把駕照拿到手。可非典當頭，受疫情管控，他想再來北京根本行不通，連自己家也回不去，還被村裡安排隔離。
他跟我說，隔離地點就在村裡的戲園子，一大屋子全是跟他一樣被從外面遣送回來隔離的人。戲園子好多年沒唱戲了，臺子上堆著雜物，底下襬了一排一排的木板床，一人一個鋪蓋卷。有人打牌，有人抽菸，有人躺在床上一言不發。
我聽完心裡一陣唏噓。好好的日子，一場疫情弄得人進退兩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