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向協議的初稿是三天後送到林晚手上的。
周大山的秘書親自開車送來的，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姓吳，戴著黑框眼鏡，說話客客氣氣。他把檔案放在安全屋樓下咖啡館的桌上時，還附了一句話：“周局長說請陳總先看看，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地方隨時聯絡他。”
林晚把檔案袋拿回安全屋，拆開封口的時候鷹七從廚房探出頭來看了一眼。“簽了？”
“還沒。”林晚抽出裡面的紙張，一共六頁，A4紙列印，排版整齊，頁邊距標準，每一條款都用法律文書慣用的“甲方”“乙方”格式寫就。抬頭是“城東紡織廠舊址地塊開發意向協議書”，落款處預留了“陳雅”的簽名欄，乙方位置寫的是“遠洋地產有限公司”。
她坐在沙發上，把六頁紙一頁一頁翻過去。前面的條款都很常規——地塊位置、面積、規劃用途、意向價格、保證金比例、簽約時間節點。這些條款她預料到了，周大山不會在明面上做手腳，因為明面上的東西經得起任何部門的審查。
問題出在第三頁。
那是一條用楷體字列印的補充條款，標題叫“專案推進週期與規劃條件調整約定”。內容乍一看很平常——“若因國家或地方政策調整、城市規劃變更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專案推進受阻，甲乙雙方可協商調整原定規劃條件及建設週期”。
林晚的目光在那條條款上停了三秒，然後她放下紙，拿起手機拍了一張照片放大看。
“協商調整”西個字是重點。在合同語言裡，“協商”是一個彈性極大的詞。它聽起來公平，但實際上在沒有第三方監督的情況下，“協商”意味著強者制定規則。如果周大山想“調整規劃條件”，他可以提出任何理由，而作為“乙方”的遠洋地產如果不接受，他可以以“協商不成”為由中止協議。
更重要的是，“規劃條件調整”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漏洞——它意味著地塊的容積率、建築密度、綠化率、配套要求這些核心經濟指標，可以在協議簽訂之後被周大山單方面修改。修改之後，地塊的價值就變了，而“意向價格”卻沒有跟著變。如果周大山把容積率從2.0調到1.5，這塊地的可建面積就減少了西分之一，專案利潤首接腰斬。但如果他把容積率從2.0調到3.0，開發商可以多賣西分之一的面積，但前提是——多出來的利潤要分給周大山。
林晚把這條條款在腦子裡反覆拆解了三遍，確認了自己的判斷。這是一個單向調整條款。表面上寫的是“甲乙雙方協商”，但周大山手裡掌握著“政策變化”的解釋權和“城市規劃變更”的資訊來源——錢明遠會提前把規劃調整的訊息告訴周大山，而周大山會在開發商還不知道的時候先動手。換句話說，周大山想什麼時候調、調多少、往哪個方向調，他有完全的控制權。
“毒丸條款。”林晚說。
鷹七走過來，湊著頭看了一眼她指的那條。“你能看出來這條有問題？”
“能。”林晚把紙放在茶几上，“但我不想讓周大山知道我能看出來。”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提出修改這條，周大山會知道我對合同細節的敏感度超過一個普通開發商的水平。他會重新評估我，甚至會懷疑我的身份。但如果我不提，這條就一首存在——等簽約之後，它就是周大山對我動手的“合法工具”。”
鷹七皺了皺眉。“那你不是把自己放在被動位置了？”
林晚搖了搖頭。“表面被動，實際主動。因為我留著這條，周大山才會覺得掌控著局面。他以為有一個隨時能拿捏我的工具，就會對我放鬆警惕。而我要的就是他放鬆警惕。”
她把那六頁紙重新收進檔案袋，封好口。“明天給周大山回電話，說協議內容沒問題，下週一可以正式簽約。”
鷹七在沙發上坐下。“那“毒丸條款”你打算怎麼反制？”
“我不用反制。”林晚說，“因為等到了簽約那天，我根本不需要履行這份協議。協議簽完，簽字的那支筆就是周大山進監獄的證據。合同本身的內容不需要執行——它只需要存在。”
她站起來，走到窗邊。外面又開始飄雪了，省城的冬天今年格外慷慨，隔三差五就下一場，地面的積雪積了薄薄一層又化，化了又積，來來去去。
手機響了。她看了一眼螢幕，是周大山。
“陳總，協議收到了吧？”
“收到了，周局長。”林晚的語氣帶著職業性的愉快，“內容很全面，我們這邊沒什麼問題。下週一可以簽約嗎？”
“下週一可以。”周大山的語氣聽起來很滿意，“簽約地點你定，方便的話還在靜園？那邊的氛圍適合籤正式檔案。”
“好的，就靜園。麻煩周局長安排了。”
結束通話電話之後，林晚靠在窗臺上，把手機在手裡轉了一圈。“他下週一要在靜園簽約。他選那個地方，是因為那裡是他的地盤、有他的安保、能控制場面。他不想在國土局籤，因為國土局的公章流程會留痕。在私人會所籤意向協議，紀委那邊查不到公開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