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實派的聯署和派規定下來之後的第四天夜裡，國子監後院的槐樹下亮起了一盞燈。
那是一盞普通的油燈，玻璃罩子擦得很乾淨，被放在一張半舊的書案中央，光線不亮但足夠照清圍坐在周圍的幾張臉。圍坐的有七個人，都是國子監的教習和講官，領頭的是一位姓趙的博士，五十出頭，兩鬢已經白了，但腰板坐得很直。他提前在書案上放了幾份近期的報紙，最上面那份正是刊登了《崇實說略》的那一期。
趙博士是第一個開口的，他沒有寒暄，只把那份報紙推到了桌子中央，說了一句：“諸位都看過了吧？他們連名字都起好了。再不動，等他們把聲勢鋪開了，國子監這門楹聯再掛什麼字，都得經過他們的同意了。”
旁邊一位姓周的講官接話：“趙兄，話倒也不必說得這麼重。他們寫他們的，我們教我們的，各走各的路就是。朝廷又沒有說以後只認實務不認經義。”
“眼下沒有說，以後呢？”趙博士看了他一眼，“去年會試策論那道題你沒看到？取中的卷子裡，有一半以上偏實務。再過三年、五年，等那些崇實派的學生進了考場、上了朝堂，他們手裡拿的是實務的卷子，嘴裡說的是實務的話，那時候經義在哪裡？”
座中七人，有人低頭看著面前的茶杯，有人抬頭望著槐樹縫隙裡露出的天空，沒有人急於反駁。沉默持續了片刻，然後坐在趙博士對面的一位老教習開口了。他姓沈，在國子監做了將近三十年，頭髮花白，語速比其他人都慢一些：“趙兄，你說得對，經義正在被擠到角落裡。但擠它的不是崇實派那幾個年輕人，是這十年的風向。風向變了，不是某一個人能吹起來的，也不是某一個人能擋住的。”
趙博士的手在桌面上微微按了一下，沉吟著沒有立刻作答。坐在他斜對面的一位年輕講官——大約三十出頭，是這次圍坐中最年輕的一張臉——忽然接了一句話：“沈先生說得對，風向變了。但不能因為沒有風就蹲在原地不走，我們可以自己造一面牆擋風，也可以重新找一處高地重新立樁。關鍵是要讓天下人知道，經義這條路不是沒人走了，它還能走、還值得走。”
這句鏗鏘有力的話讓在座的人都抬了一下頭，但緊接著有人輕聲問了一句：“那這面牆要怎麼立？”年輕講官被問住了，張了張嘴又合上，沒有立刻想出合適的回應。
趙博士替他解了圍：“文章。先寫一篇東西，把我們的立場說清楚。他們有《崇實說略》，我們也有正學的根基。我們不罵他們，也不迴避他們——我們寫我們自己的主張。把經義裡面的道理講明白：為什麼實務要依附於經義，為什麼沒有經義的實務會跑偏、會走彎路。”他停了一下，繼續說：“不叫‘回擊’。叫‘正名’。把經義的名正回來，他們就無路可退了。”
沈先生聽完這一番話之後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問了一句：“你打算讓誰來寫？”
“我來寫。”趙博士說，“不過我需要諸位幫我看看初稿。別寫成了罵戰，要寫成一篇能讓人坐下來讀完的文章。”
眾人逐一表了態，有的說願意幫著看稿子，有的建議多翻幾部舊典，以防落筆時被挑出疏漏。年輕的講官主動提出可以負責謄抄和聯絡——他認識幾家書鋪的人，可以幫忙快速傳佈。
槐樹下的燈又亮了大約半個時辰。散了之後，各人各自起身回屋，那位年輕的講官走在最後，走到槐樹根旁時停了一步，伸手摸了摸樹幹上一道舊痕。樹皮上的刻痕已經很深了，像是多年以前有人用刀尖在這裡刻過字，筆畫被風雨磨去了稜角。他藉著最後一縷燈光湊近看了一眼——那道舊痕已經分辨不出原來的字形了，只剩下一條彎彎曲曲的溝壑，像是曾經刻過某個字，又被時間磨平了邊角。
他把手收回來，轉身走回了自己的值房。進門之後他沒有立刻點燈，坐在窗前把趙博士的話在心裡過了一遍。他說“寫一篇東西，把經義的名正回來”——這個想法是對的，但真正寫起來並不容易。因為正面闡述自己的主張比反駁別人更難。反駁只需要指出對方的漏洞，正面闡述卻需要把自己的立場從根基到應用逐層立穩。趙博士願意承擔主筆的任務，但那份初稿的重量，他大約要到動筆之後才能真正體會到。
當天夜裡，趙博士在自己那間小書房裡攤開了一張空白紙。他提筆寫了第一行字：“道者，天下之公器也。”然後他放下了筆，看了一會兒那句話，又拿起來，在“道者”兩字下面各畫了一道細線，然後繼續往下寫。墨水在燈下緩緩滲透紙面，在紙頁纖維之間慢慢擴散，然後逐漸穩定下來，線條的邊緣在浸潤過程中與紙張融為一體，等到完全乾透時，字跡已經穩穩地嵌入了紙頁表面，像是從一開始就在那裡，只是等待著一隻手來把它喚醒。窗外槐樹的影子被夜風吹動，把月光搖成碎片灑在窗紙上，像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反覆調整著那幅光與影的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