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取士方案進入公開討論之後，京城的輿論場從“兩派對罵”升級成了“四方混戰”。原先的崇實派與守經派各自內部也出現了分歧，有人支援分卷、有人反對分卷，有人支援但要求修改細則，有人反對但認為方向沒錯。陣營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起來，像是一條原本清晰的分界線被風吹散了，碎片散落到各處重新組合。
匯文堂的王掌櫃在第七天做了一個統計，他把自己店裡的報紙銷量和讀者的購買偏好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後對夥計說：“前兩個月，買崇實派報紙的人只買崇實派，買守經派報紙的人只買守經派。這個月開始有人兩邊都買了。不是因為他們不站隊了，是因為他們想知道對方在爭論中說了什麼——好在自己說話的時候更有針對性。吵架的人也在升級，開始做功課了。”
夥計問：“那中間派呢？”
“中間派的人本來就不多。他們買了報紙也是兩邊都看，但看完了還是不說話。”
“不說話的人，是還沒想好，還是不想說？”
王掌櫃想了想：“可能是不想站隊，也可能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還沒想好。”
這場大討論的焦點集中在一個核心問題上：分卷取士，究竟是在擴大公平，還是在製造新的分化？
支援分卷的一方認為，允許考生根據自身條件和特長選擇側重方向，是對不同地域、不同教育資源背景的考生的一種公平回應。江南的考生可以選格物和實務，西北的考生可以選經義，各有各的路可走，不再被迫在同一條跑道上用同一雙鞋跑完整個賽程。貴州那位曾經趕了七十三天路的楊同知，在一封給京中朋友的信中寫道：“分卷取士若行，貴州學子至少可以把自己擅長的經義權重調到五成以上，不必在格物科上用自己不熟悉的尺子去丈量別人做了幾十年的題目。”
反對分卷的一方認為，分卷取士表面上是給考生更多選擇，實際上是默認了“不同的人應該走不同的路”這個前提。一旦這個前提被寫進制度，它就會反過來強化“經義是給西北人學的，實務和格物是給江南人學的”這種地區刻板印象。等於朝廷在用制度承認教育不均衡的現狀，並且讓它合法化。翰林院一位編修在私信中寫道：“分卷取士不是解決不均衡，是包裝不均衡。包裝得再好看，裡面裝的東西沒有變。”
茶樓裡的一次討論中，有人把這兩種觀點比作“兩把尺子”：“一邊說分卷是給不同的腳配不同的鞋，一邊說分卷是讓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兩個說法都對，但重點不一樣。一個在說起點，一個在說終點。”
討論持續了將近半個月，從京城蔓延到各省會、府縣、甚至一些偏遠的縣學。有人把方案抄在紙上貼在縣學門口的牆上，讓路過的學子自己看、自己評；有人在書鋪裡連續買了三天的報紙，把不同觀點剪下來貼成一冊，像是要做一份自己的“分卷取士全記錄”；也有人在給朋友的信中反覆討論同一個問題，像是要在落筆之前確認自己的立場是否經得起推敲。
輿論場上沒有人能說服所有人，但討論本身已經開始帶來一些潛移默化的轉變。原先只讀經義的人開始關注實務，原先只談實務的人開始翻閱格物入門，原先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人——至少會問一句“最近在吵什麼”。如果分卷方案本身引發了分化，那討論的過程又把分化者重新引入了同一片空地。
通政司當月收到的關於科舉改革的各類上書、聯名、建議、批評、贊成、質疑，加起來已經超過三十份。通政使把這些信按日期歸檔時，發現前後的語氣有明顯的變化——最早的信件措辭激烈，像要證明某個方案對錯；最近的幾封信措辭趨於溫和，即使反對也表示“可議”“可行但需修正”，而不是“不可行”。這說明持續的討論正在幫助各方形成一種共識，即制度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讓選拔更公平，而不是讓某一方壓倒另一方。在爭論的邊緣，一種新的對話方式正在形成。
當天夜裡，暖閣裡的燈還亮著。陳默坐在燈下翻看那三十多份文書的摘要，看到一半時停下來，像是要確認某件事的順序。他伸手拿起錢謙益那封“三科並重”的建議信，又拿起禮部起草的分卷方案補充說明，對比著看了一遍，然後合上卷宗放在一旁。窗外夜色已深，京城各處的討論聲逐漸低落下去，茶樓的燈熄了，書鋪的門板合上了，值房裡的燭火被先後吹熄。但那些還沒有被歸檔的聲音仍然在暗處持續著，像是火堆熄滅後餘燼裡的火星，被風吹一下又亮一下，只是還沒有人能看清它什麼時候會再次燃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