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策馬出了西安西門之後，沒有走官道，而是沿著一條鄉間土路往西北方向斜插過去。他要去的是邸報上提到的第一個縣——三原。
三原距西安大約六十里，以正常速度騎馬不到兩個時辰就能到。但他沒有直接進縣城，而是先繞到城外幾個村莊看了一眼。田裡的狀況比他預想的更差，土幹得發白，裂縫從田埂延伸向田地中央，像是地面自己在緩慢地裂開。有幾個老人正蹲在渠邊看水渠底部的幹泥，渠底已經見了底，只剩一小片溼泥，在陽光下泛著暗淡的水光。他勒住馬在路邊停下來，翻身下馬走到田邊蹲下，用手在裂縫邊緣按了一下，土粒鬆散地脫落，指尖沒有沾到溼氣。他站起來的時候，蹲在渠邊的老人看了他一眼，問他“後生，你哪來的”，他說“京城”，老人又問“京城的來這幹啥”，他說“來看看”。老人沒有再問，又低頭看那條幹了的水渠了。
他進了三原縣城之後沒有去縣衙，直接找了一間茶鋪坐下，要了一碗茶，然後從褡褳裡取出那本筆記，在空白頁上寫了一個標題：“各縣旱情簡況。”然後開始在第一行寫：“三原縣城外所見，田地裂縫持續擴大，渠幹見底。按當前土壤溼度推測，若無降雨，最多能撐半個月。”他寫完這一行之後把筆記合上，喝了一口茶，然後起身朝縣衙走去。
三原知縣姓孫，四十多歲，微胖，臉色發灰。太子進門時他正伏在案前翻一本舊冊子，案頭堆著一摞沒有批完的公文。太子出示了那枚銅牌，孫知縣看了牌之後沒有多問他的身份，直接說了一句：“你也是為旱災來的吧？”
“是。”
“你看到城外那些田了？”孫知縣把那本舊冊子往太子這邊推了推，“這是三原近二十年的旱情記錄。今年的情況比天啟二年還嚴重。天啟二年旱了四十天，今年已經四十多天了。”
太子沒有接那本冊子，但低頭看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的記錄。然後他問了一個問題：“如果繼續旱下去，三原還能撐多久？”
孫知縣沉默了一會兒才回答：“如果明天就下雨，還能撐。如果這半個月內不下雨，三原就要斷糧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不高，但尾音落得很穩。
太子當天晚上沒有回客棧。他用驛館的公函紙寫了一份手令——不是詔書，不是巡撫衙門的公文，只是以“巡按陝西特遣專員”的名義，請三原周邊十一個縣的知縣於次日傍晚前趕到三原縣衙參加會商。手令沒有蓋官印，只用了那枚銅牌上的編號作為憑證。他讓人把這份手令連夜送出。
第二天傍晚，三原縣衙的正堂裡擺好了桌椅，每把椅子前面放著一盞茶。太子坐在側位，把主位空了出來。他坐下來之後沒有喝茶，他坐在那裡等。
第一個到的是臨近縣的一位年輕知縣，姓王，三十歲出頭，穿著一件沾了灰的舊青袍，進門就直截了當地說了一句：“我從高陵來。我們那裡已經有人在開始賣牛了。”他說完之後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來。
第二個到的是涇陽的知縣，比王知縣年長一些，臉上的疲憊明顯，坐下後沒有多說話，但抿了一口茶之後微微舒了一口氣。
隨後又有幾位知縣陸續到來。他們各自入座之後，太子數了一下人數——連他所在的三原知縣在內，一共七個。剩下的五個縣，有三個縣沒有迴音，兩個縣的驛差在路上被耽擱了。正堂裡的七把椅子坐滿了，另外五個座位還是空的。門外天色已經全黑，廊下的燈籠被風吹得微微晃動。太子看了一眼那五張空椅子，沉默了片刻之後開口說：“沒來的，我們不等了。先開始。”
七位知縣輪流說了自己治下的情況。有人帶了筆記，有人只是口頭陳述，有人在說話之前停頓了一下，像是在整理自己已經數過的災情數字。太子逐條記錄了他們所說的內容，沒有打斷，沒有追問，偶爾在一個人的發言之後，等了幾息才開口問下一個問題。
最後輪到最後一位發言的人說完之後，太子的筆記已經寫了滿滿三頁。他放下筆，站起來走到正堂中央，掃了一眼那七張和他一起坐到現在的臉，然後說了一句：“今天來的人，我會記著。沒有來的，我也會記著。”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重新坐下來，開始逐條過問各縣的存糧情況，確認了誰現在還能撐，誰已經快見底了。
會議持續到將近三更才散。七位知縣各自起身告辭，有人走的時候腳步很慢，像是趕了路之後又連坐了幾個時辰，膝蓋已經有些僵直了。太子站在縣衙門口，看著他們一個個消失在夜色裡，然後轉身回了後堂。他沒有立刻去睡，而是翻開筆記，在當天那一頁的末尾寫了一行字：“十二個縣，來了七個。另外五個，明天我自己去跑一趟。”然後他合上筆記，沒有立即起身離開，而是在原處坐了一會兒，目光落在桌面上那盞已經涼透了的茶水上，像是在等最後一點暖意從杯壁散盡，然後再站起來走向門外已經被風吹涼的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