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個人不怕他。
四月十二號，蔣逸琛出差去北京參加一個行業峰會，錢悠悠作為隨行秘書一同前往。
這是老張主動安排的——自從上次在走廊裡跟錢悠悠說了那句“少摻和”之後，老張似乎想通了什麼，開始有意識地把一些需要和蔣逸琛近距離接觸的工作交給她。
也許在他看來，與其讓老闆一個人悶著憋出病來，不如讓這個不怕死的年輕秘書去當一回炮灰。
北京的春天比南方來得晚，四月中旬的街頭才剛剛冒出一點綠意，行道樹光禿禿的枝丫上綴著幾粒嫩芽，像是試探性地伸出來的小拳頭。
峰會開了一天半，議程緊湊而枯燥，錢悠悠全程跟在蔣逸琛身邊，做筆記、遞檔案、安排餐敘，一切如常。
她注意到他在會議上發言時依然是那個氣勢凌厲的蔣總，條理清晰、言辭精準，舉手投足間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
但一旦回到酒店的房間裡，那層堅硬的外殼就會迅速剝落——他會坐在沙發上長久地發呆，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手機的邊緣，目光渙散地落在虛空中，像一尊被人抽走了核心的雕塑。
峰會結束那天下午，原定有一個主辦方組織的參觀活動，蔣逸琛臨時推掉了。他對錢悠悠說：“陪我出去走走。”
錢悠悠點點頭，放下手裡的日程冊，換上平底鞋，跟他出了酒店。
他們沿著酒店旁邊的老街一直走，誰也不說話，就這麼並肩走了將近二十分鐘。
四月的北京傍晚，風還是涼的，但夕陽是暖的，金色的光鋪在青灰色的磚牆上，把兩個人的影子拉得一長一短，時而交疊，時而分開。
街上人不算多，偶爾有一兩個騎著共享單車的年輕人從他們身邊擦過，車鈴叮噹響過之後，四周又重新沉入那種讓人安心的安靜裡。
走到街角一處槐樹下的時候，蔣逸琛停住了腳步。那棵槐樹剛抽了新葉，嫩綠的葉子在晚風裡輕輕搖晃，樹下有一張被歲月打磨得發亮的長條石凳。
他在石凳上坐下來，拍了拍旁邊的位置。
錢悠悠在他身邊坐下，沒有捱得太近，中間隔了大概一拳的距離。
蔣逸琛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沉默了許久。
夕陽從他側面照過來，把他半邊臉映成了暖橙色，另外半邊藏在樹影裡，冷峻的輪廓被光影柔化了幾分。
錢悠悠側頭看著他，忽然覺得這個男人在褪去了所有身份標籤之後——總裁、丈夫、商業帝國的掌舵人——其實只是一個不擅長表達、把所有情緒都鎖在心底的普通人。
他的肩膀太寬，扛了太多不屬於他一個人的東西。
“我從來沒有主動追過任何人。”蔣逸琛開口了，聲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身邊唯一一個聽眾坦白一件壓了很久的心事，“和陳盈結婚是兩家人的安排，我以為自己能做個好丈夫，結果我連這個都沒做到。我不配做一個好丈夫，更不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