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劉富貴帶劉湘去看了幾個出租房。最後在桂林街一棟舊樓裡找到一間板間房，原本是客廳隔出來的，大約六十尺，就一廳一衛，睡覺得爬上去閣樓，一個小衣櫃和一張摺疊桌。窗戶對著天井，光線不太好，但勝在便宜，月租六百五，包水電。劉湘當場交了兩個月押金和一個月租金，拿到了鑰匙。
搬家的那天，他只有一個蛇皮袋的行李——幾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一個搪瓷臉盆，還有那張綠白色的身份證。他把身份證放在上衣內袋裡，用手按了按，確認還在。板間房的牆壁薄得像紙，隔壁傳來收音機裡的粵曲聲，咿咿呀呀的，像是另一個世界傳來的囈語。
他在摺疊桌前坐了一會兒，拿出一本從文具店買來的軟皮抄，在第一頁寫下了幾行字：
1980年12月28日，啟動資金：3720港元，房租押金+首月：1950港元，剩餘：1770港元。
計劃：從劉記拿貨，去深水埗街頭擺攤
把軟皮抄合上，深吸了一口氣。從今天起，自己不再是誰的夥計，他是自己的老闆了。雖然這個老闆只有一間六十尺的板間房和一七七零港幣的資本。
擺攤的位置他考察了好幾天，深水埗的街頭小販主要集中在桂林街、北河街和鴨寮街一帶，賣什麼的都有——衣服、鞋子、日用品、電子零件、二手電器。人流量最大的是傍晚到晚上九點這個時段，下班的人路過，順便買點東西回家。劉湘選了一個靠近桂林街與元州街交界的位置，旁邊是一個賣炒栗子的老頭和一個賣襪子的中年婦女，人來人往，位置不算最好，但勝在有空位。
第一天出攤，他起了個大早。從劉記拿了四十件貨——二十件女裝針織衫，十件男裝夾克，十條牛仔喇叭褲。按批發價算，針織衫一件十五，夾克一件二十五，牛仔褲一條十八，總共一千一百多港幣。把貨裝進兩個大號蛇皮袋，用一根扁擔挑著，走了二十分鐘到桂林街。扁擔壓在肩膀上，勒出一道紅印，但自己咬著牙沒吭聲。
到了位置，他把一塊塑膠布鋪在地上，把衣服一件件疊好擺開，又從蛇皮袋裡翻出一塊硬紙板，上面用馬克筆寫著四個大字：“香港時裝”。字寫得歪歪扭扭，但足夠醒目。
一切準備就緒，蹲在攤位後面，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張了張嘴，卻發現喊不出來。
自己上一世做的是批發生意，跟客戶談判、籤合同、做方案，樣樣拿手。但那是辦公室裡的工作，西裝革履，空調吹著。現在讓他蹲在街邊，對著陌生人扯著嗓子喊“來看看啊，便宜賣了”，這完全是另一回事。
旁邊賣炒栗子的老頭姓鍾，六十多歲，頭髮花白，手上全是繭子。見劉湘蹲在那兒不說話，咧嘴笑了：“後生仔，第一次擺攤啊？不吆喝怎麼賣？你當這些衣服自己長腿跑進人家口袋啊？”
劉湘被說得臉一紅。站起來，清了清嗓子，用粵語喊了一句：“來看看啊，新款時裝，便宜賣！”
聲音太小，像蚊子叫。旁邊五米外的人都沒聽見。
鍾伯搖了搖頭，自己扯開嗓子喊了起來：“炒栗子——熱辣辣的炒栗子——十文一袋——”聲音洪亮得像打雷，半條街都聽得見。
劉湘咬了咬牙，把心一橫，深吸一口氣，用盡全身力氣喊了出來：“香港時裝！針織衫、牛仔褲、夾克衫！全部批發價！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這一次，聲音夠大。有幾個路人回頭看了一眼，但沒有人停下來。劉湘不氣餒，繼續喊。喊了十幾遍之後，嗓子開始發啞，但他發現一個規律——喊的時候要帶點節奏，像唱歌一樣，尾音要上揚，聽起來熱情。調整了一下，喊得越來越順。
終於，一個四十多歲的阿姨停下來，蹲下來翻了翻那堆針織衫。她拿起一件棗紅色的，在手上摸了摸面料，問：“這件幾多錢？”
劉湘心裡一喜，臉上不動聲色：“三十五。”
“三十五？太貴了吧，街口那家店才賣四十，你這是地攤貨，二十五。”
劉湘知道這是砍價的路數。他在檔口見過無數次，客戶永遠先說貴，然後往死裡砍。他笑著說：“阿姨，您說的街口那家店，他也是從我拿貨的。您看這個面料，純棉的，不是化纖。您要是真心想要，三十，最低了。”
“二十八。”阿姨不依不饒。
劉湘故作猶豫了一下，嘆了口氣：“行吧行吧，二十八，開個張。您是第一個客人，算我送個人情。”
阿姨掏出一張五十的紙幣，劉湘找了二十二塊，把衣服裝進塑膠袋遞過去。阿姨走了兩步又回頭：“後生仔，你明天還在不在？”
“在，天天在。”
第一單生意做成，劉湘手心全是汗。二十八塊的售價，批發價十五，毛利十三塊。雖然不多，但這是他自己掙的，不是從檔口領的工資，感覺完全不一樣。
有了第一單，後面就順了。下午四點到七點是高峰期，劉湘忙得腳不沾地，又是報價又是找零，還要防著有人趁亂偷衣服。他嗓子喊啞了，就喝一口自帶的水，接著喊。到晚上八點多，街上的人漸漸少了，他開始收攤。數了數剩下的貨，四十件賣掉了二十六件，營業額八百多港幣，扣除成本和攤位費——攤位費是臨時佔道，每天五塊錢——淨賺了將近三百塊。
一天賺三百塊。劉湘把鈔票一張張捋平，疊好，塞進內衣口袋，心跳得厲害。自己在劉記檔口乾一個月底薪加提成也就一千出頭，現在一天就賺了三百。當然，這不穩定，今天運氣好，明天可能顆粒無收。但至少證明了這條路走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