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好東西，扁擔挑著兩個蛇皮袋往回走。深水埗的夜風吹過來，帶著燒烤和炒栗子的香味，街邊的霓虹燈在潮溼的空氣裡暈開一圈圈光暈。劉湘走在人群裡，忽然覺得自己真正屬於這座城市了——不是靠著堂叔的庇護，而是靠自己的雙手。
第三天，他遇到了麻煩。
那天下午，劉湘照例在桂林街擺攤。生意不錯，已經賣了十幾件，正蹲在地上給一個客人找零，忽然感覺頭頂的光被擋住了。抬起頭，看見兩個男人站在他面前。
一個三十來歲，平頭，脖子上掛著一根粗金鍊，穿著一件花哨的絲質襯衫，領口敞著，露出胸口一小片紋身。另一個年輕些，二十出頭，剃著板寸，穿著一件黑色皮夾克，雙手插在褲兜裡，面無表情地站在旁邊。
金鍊男蹲下來，用兩根手指翻了翻劉湘攤上的衣服，然後抬起頭，咧嘴笑了，露出一顆金牙。
“新來的？”他的粵語帶著濃重的潮州口音。
劉湘心裡咯噔一下。他在檔口的時候聽劉富貴提過——街邊擺攤的，每個月都要交“坨地費”，也就是保護費。收錢的是附近的“陀地”，即地頭蛇，他們劃了地盤，誰要在他們地盤上做生意，就得交錢。不交的，輕則掀攤，重則捱打。
“我……剛來第三天。”劉湘儘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
金鍊男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灰，慢悠悠地說：“這條街，歸我睇。你在這裡擺攤，知不知道規矩？”
“什麼規矩？”劉湘明知故問。
金鍊男伸出三根手指：“一個月三百。今天先交一百五，算這個月下半個月的。”
三百塊，劉湘心裡算了一下，自己一天淨賺兩百到三百，三百塊相當於一天多的利潤。不算多，但也不少了。想起劉富貴的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交了就交了，別跟這些人硬碰。”
沒有任何猶豫，從腰包裡數出一百五十塊，雙手遞過去，語氣恭敬：“哥，這是這個月的。下個月一號，我再交整月的。”
金鍊男接過錢，點了點數，表情有些意外——大概是沒想到這小子這麼識相。他把錢揣進褲兜，拍了拍劉湘的肩膀，力道不輕不重：“識做啦，後生仔。以後有人找你麻煩，報我‘阿強’的名字。”
說完，帶著板寸頭轉身走了。板寸頭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只是走的時候瞥了劉湘一眼，那眼神說不清是警告還是好奇。
鍾伯在一旁看著全過程，等那兩個走遠了，才低聲對劉湘說：“後生仔，你做得啱。阿強是這邊的大佬，你交了錢，他保你平安。以前有人不肯交，第二天攤子就被掀了，人也進了醫院。”
劉湘點了點頭，蹲下來繼續整理被翻亂的衣服。他的手微微有些發抖，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憤怒。他上一世是個體面人，從沒被人這樣欺負過。但他知道，這是1980年的香港，街頭江湖的規則就是這樣。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個擺地攤的窮小子，沒資格逞強。
一百五十塊，就當交學費了。
把衣服重新疊好，站起來，清了清嗓子，又開始吆喝。
“香港時裝！針織衫、牛仔褲、夾克衫！全部批發價——”
聲音還是那麼大，還是那麼有勁。路過的人不會知道，這個笑得一臉燦爛的後生仔，剛才被人收走了半天的利潤。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還在喊，他還在賣，他還在往前走。
收攤的時候，鍾伯遞給他一袋炒栗子，說：“請你吃的。年輕人，好好幹，別怕那些烏龜王八蛋，他們也就是欺負老實人。”
劉湘接過栗子，剝了一顆放進嘴裡，又香又甜，燙得他直哈氣。
回到板間房，把今天的賬記在軟皮抄上：營業額742，成本418，坨地費150，淨賺174。加上前兩天賺的，三天淨賺將近七百塊。照這個速度，一個月能賺五六千，比在檔口打工強多了。
合上本子，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道裂縫在昏黃的燈光下像一條蜿蜒的河流。隔壁的粵曲已經停了，換成了一男一女的爭吵聲，隔著薄牆隱隱約約，像收音機串了臺。
在心裡盤算著下一步，擺攤只是第一步，賺的是辛苦錢。等攢夠了本錢，他要去更大的市場，要做更大的生意。1981年快到了，他知道那一年會發生什麼——內地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深圳特區還沒正式成立，但那扇門正在一點一點開啟。
摸了摸內袋裡那張綠白色的身份證，自己現在還沒積攢夠本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