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京回到香港之後，先在旺角的酒店裡躺了整整一天。不是累，是腦子裡裝的東西太多，需要時間消化。
東京之行的收穫比自己預想的要大——訂單雖然只有三十件，但那是一把鑰匙，打開了日本市場的一道門縫。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YC這個品牌，在日本人的眼裡，還只是一個印在吊牌上的符號，沒有註冊，沒有背書，沒有法律地位。
自己不能再用一個“半成品”品牌去跟日本人做生意了。
商標註冊的事，他在去年底就已經遞了申請，但香港智慧財產權署的流程走得很慢。他親自跑了一趟位於金鐘的政府合署，在櫃檯前等了兩個小時，才等到一個辦事員翻出他的檔案。
“劉先生，你的申請已經進入公示期，預計六到八個月可以完成註冊。”辦事員面無表情地說。
六到八個月，他等不了那麼久。日本人的訂單雖然只有三十件，但那是敲門磚，他必須儘快把品牌正規化，才能在後續的談判中拿出一個有分量的身份。
他找了一家專門做商標代理的事務所，花了三千塊港幣，讓他們幫忙加急處理。事務所的律師姓鄭，是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在英國讀的法律，回到香港開了自己的小事務所。鄭律師看了劉湘的申請材料，翻了翻，抬起頭說：“劉生，你這個商標註冊的範圍太窄了，只涵蓋了服裝類別。你以後要是想做鞋帽、箱包、配飾，還得重新申請。”
劉湘想了想，讓鄭律師把註冊範圍擴大到“服裝、鞋帽、箱包、配飾”四個類別，多花了兩千塊。雖然他現在只做服裝，但他知道，品牌一旦立起來，延伸是遲早的事。
五月初，商標註冊證書終於下來了。劉湘拿到那張印著香港政府徽章的硬紙板時，手指在紙上摩挲了好一會兒。證書上印著兩個字母：YC。下面是註冊編號和類別。他把它裝在相框裡，掛在深圳工廠辦公室的牆上，對面就是那面寫有“質量第一”的紅字橫幅。
YC從今天起，不是他自己印在吊牌上的符號了。它是一個受法律保護的、有據可查的、堂堂正正的香港品牌。
品牌有了，接下來是公司正規化。
從深圳工廠開工到現在，劉湘一直是“個體戶”身份——在稅務上，他以個人名義申報收入，沒有正式的公司架構，賬目也就是軟皮抄上記的那些流水。以前規模小，這樣操作沒問題，但日本客戶做代加工，第一步就是查廠、查資質。沒有正規的公司實體，人家連談都不會跟你談。
五月中旬，劉湘找到劉富貴介紹的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把公司註冊的事情辦了。公司取名“YC Fashion Lited”，中文名“以純時裝有限公司”，註冊資本一百萬港幣，分兩期繳付——第一期二十萬，第二期八十萬在一年內到位。他自己持股百分之九十，劉富貴持股百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之五留給未來的核心員工做期權池。
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姓黃，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會計，做這行做了三十年。黃生幫劉湘理順了賬目，從軟皮抄裡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中，整理出了第一份正式的財務報表。截至一九八三年四月底，YC Fashion Lited總資產約四十二萬港幣，其中固定資產（裝置、廠房裝修）十五萬，存貨十二萬，現金及銀行存款十五萬。負債只有三萬多，是應付給面料供應商的貨款。
“劉生，你的財務狀況不錯，負債率很低，現金流也健康。”黃生推了推眼鏡，“但是你的公司架構太簡單了，連個正式的辦公室都沒有。你要做日本人的生意，至少要有一個像樣的寫字樓，哪怕小一點，也要給人看到你是個正規公司。”
劉湘聽進去了。他在旺角的一棟寫字樓裡租了一間兩百尺的小辦公室，月租三千五。辦公桌、檔案櫃、電話、傳真機，一應俱全。他在門口掛了一塊銅牌，上面刻著“YC Fashion Lited”，每天進出的時候看一眼，提醒自己：你不再是一個擺地攤的小販了，你是一家公司的老闆。
辦公室裝修完的那天晚上，劉湘一個人坐在裡面，把燈全開啟，環顧四周。兩百尺的空間，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它是屬於他的——不是板間房，不是攤位，不是廠房裡的那張裁床，而是一間正式的、有門牌、有銅牌、有傳真機的寫字樓。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旺角的夜景。霓虹燈亮了，紅的綠的藍的黃的，把街道染成一條流動的彩色河流。雙層巴士從下面駛過，車窗裡透出昏黃的燈光，像一串移動的燈籠。遠處的朗豪坊還沒建，那裡還是一片舊樓，但街上的熱鬧已經持續了幾十年。
他忽然想起一個人。
林佰欣。
劉湘是在深水埗擺攤的時候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的。鍾伯有一次跟他聊天，說起潮州人在香港做生意的那些大佬，第一個提到的就是林佰欣。
“潮州人，白手起家，從製衣做起，做到上市，做到地產，做到上億身家。”鍾伯嘬著煙，眯著眼睛，“他是我們的榜樣。”
劉湘當時沒太在意。後來他在劉富貴檔口幫忙的時候，聽一個客戶又提起了林佰欣。
那客戶是做服裝批發的，說林百欣的麗新制衣在七二年就上市了，從製衣做到地產，又從地產做到傳媒，生意越做越大。劉富貴當時插了一句嘴：“林佰欣是潮州人的驕傲，你要是能學到他一成功夫，這輩子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