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香港像一鍋煮沸了的湯。
劉湘是在深圳工廠的宿舍裡醒來的。那天早上他起得比平時晚——不是偷懶，是前一晚跟老吳盤庫存檔到凌晨兩點，四十萬件訂單的面料、輔料、半成品，堆滿了三個倉庫，每一樣都要核對數字。他躺在床上，習慣性地開啟收音機，調到香港電臺的晨間新聞。
播音員的聲音不太對勁。不是內容不對，是語氣不對。那種刻意保持平穩、但尾音微微發抖的語氣，劉湘在深水埗擺攤的時候聽過——那是小販們聽說小販管理隊要來突擊檢查時的語氣，表面鎮定，心裡發慌。
“……港元兌美元匯率昨日收報九點三五比一，創歷史新低。財政司呼籲市民保持冷靜，重申聯絡匯率制度正在研究中……”
九點三五。劉湘從床上坐起來，把收音機的音量調大。他知道港幣會跌，但不知道會跌得這麼快、這麼猛。年初的時候還在七塊八左右，九月中旬已經跌破了九塊。市場對中英談判的前景徹底失去了信心，資金像決堤的洪水一樣往外湧，擋都擋不住。
今年跟滙豐籤貸款合同時，透過銀行換成美金。今天，港幣已經跌到了九塊三。如果他當時沒有做這個安排，那八十萬港幣的購買力已經縮水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而他用這八十萬港幣換來的十一萬美金，現在的港幣價值已經超過了九十一萬。
九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是香港金融史上最瘋狂的兩週。
劉湘從深圳回到香港，住進了旺角的那家酒店。他需要親眼看看這座城市在恐慌中的樣子——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是為了尋找機會。每一次危機都是一次財富轉移。恐慌的人把錢交給冷靜的人，然後消失在人群裡。
茶餐廳裡的氣氛變了。以前大家聊的是馬經和股票，現在聊的是換匯。坐在角落裡的中年男人壓低聲音問隔壁桌的朋友：“你換了沒有？”對方也壓低聲音回答：“換了，找相熟的找換店，九塊五。”“九塊五？我昨天換的九塊六，今天又跌了？”“噓——小聲點。”
深水埗的街頭，賣魚黃叔的攤位前多了一塊小黑板，上面用粉筆寫著“今日港幣兌美金——黑市價”。他每天早上去鴨寮街找換店問價，然後更新黑板上的數字。不是因為他對匯率有興趣，是因為每個來買魚的師奶都會問同一個問題：“黃叔，今日美金咩價？”
鴨寮街的找換店門口排起了長隊。隊伍從店門口一直延伸到街尾，蜿蜿蜒蜒的，像一條長蛇。排隊的人有老有少，有穿西裝的上班族，有穿拖鞋的街坊，有拎著菜籃子的師奶，有推著嬰兒車的年輕媽媽。他們手裡攥著存摺、現金、支票本，臉上掛著同一種表情——焦慮。
最離譜的是九月二十二日那天。
那天下午，劉湘在深水埗的一家茶餐廳吃下午茶，聽到隔壁桌兩個中年男人的對話，差點把奶茶噴出來。
“老陳，你換了多少？”
“換了五十萬。”
“五十萬？你哪來那麼多錢？”
“我把北角的樓押了，套了四十萬，加上自己的積蓄十萬。”
“你瘋啦？押樓換美金？萬一港幣又漲回來呢？”
“漲回來？你看看今天幾多了？九塊七！上個月才八塊出頭，這個月就九塊七了。再不換，下個月十塊都打不住。我跟你說，我一個做貿易的朋友，上個月簽了一單美金合同，貨款還沒到賬，匯率已經從八塊二跌到了九塊五。你猜他虧了多少？”
“多少？”
“三十萬港幣。一單生意白做了，還要倒貼。”
兩個人沉默了幾秒，其中一個嘆了口氣，端起奶茶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時候，手指還在微微發抖。
劉湘坐在旁邊，默默吃完了那碟幹炒牛河。
茶餐廳的電視開著，正在播財經新聞。主持人用那種刻意平穩的語氣說：“港府今日宣佈，外匯基金將動用美元儲備入市干預，以穩定港元匯價。財政司重申，聯絡匯率制度將在近期提交行政局審議……”
聯絡匯率制度。劉湘知道這個詞。他知道一九八三年十月，港府會正式實施聯絡匯率制度，將港元兌美元固定在七點八的水平。從那天起，港幣會告別自由浮動，跟美金繫結。那些在九塊多、九塊八、甚至十塊高位搶購美金的人，會在幾天之內發現自己買在了山頂上。
這世上的錢，從來都是從沒有耐心的人手裡，流向有耐心的人手裡。從恐慌的人手裡，流向冷靜的人手裡。
九月二十五日，劉湘接到了陳強的電話。
陳強就是劉富貴介紹的那個中間人，專門做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一帶的商鋪和物業買賣。五十多歲，矮胖矮胖的，圓臉上永遠掛著一副笑眯眯的表情，但那雙小眼睛轉起來比計算器還快。他在電話裡的語氣跟平時不一樣——不是笑眯眯的，是急促的、壓低聲音的，像是怕被別人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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