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秀才後沒幾天，趙先生又把三郎單獨留下了。這次沒喝酒——桌上放著一壺茶，兩個杯子。茶是新泡的，茶葉還沒完全沉下去，在水面上轉著圈。
“你中了秀才。全縣第六。比我想的好——我以為你會繼續控分。”趙先生把茶杯推過來。“但你這次沒有控。你寫的『切磋者非獨治玉也』——不是書上的。是你自己的。這種東西在院試考場上放進去，是我當年不敢做的事。”
三郎端起茶杯。茶是粗茶，葉子大，苦味重。但比酒好喝。
“唐逸——你心裡有東西。科舉裝不下。你有能力走這條路，但你不是為這條路生的人。”趙先生看窗外那棵歪脖子柳樹。柳樹被風吹得輕輕晃，影子在地上晃得更厲害。“我教了二十年書。有些學生是天生適合科舉的——會考試，會背書，會把別人的觀點重新排列組合成考官想看的答案。蘇文卿不是這種人——蘇文卿是自己想東西然後找到合適的表達方式。你就更遠了一步——你想的東西跟這個體系有根本的矛盾。『為國取士，不在乎出身貴賤』——這句話本身沒問題，但你把它寫在七歲的考卷上，它就不是八股了。它在問這個體系本身對不對。考官不會喜歡這種問題。”
趙先生把茶杯擱下。“我給你一個忠告。以後寫文章——你要想清楚一件事。你是想贏考場，還是想寫真的。兩者不矛盾，但順序有講究。如果你決定先贏了再去寫真的——那就先贏。如果你發現贏的過程讓你忘了真的長什麼樣——那就別考了。”他停了一下，手指在茶杯邊緣慢慢轉了一圈——跟馬文忠轉玉扳指是同一個動作，但方向相反。馬文忠轉扳指是在算損失，趙先生轉茶杯是在算時間。“我花了三十年才學會這件事。結果還是沒學會——我只是在喝醉的時候能說清楚，清醒的時候又忘了。”
三郎把這段話記在了腦子裡。趙先生大概不知道他剛說的這段話，比院試出題官寫的任何一道題都更有價值。一個花了三十年才搞明白自己不適合這個體系的人，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沒有一杯酒的情況下，告訴一個剛考上的少年：你可以走，也可以留，但不準忘了真的長什麼樣。
“趙先生——你自己呢。你當年為什麼沒放棄。”
趙先生愣了一下。看窗外那棵柳樹，停了好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他從沒對任何學生說過的話。
“因為我怕。不是怕考不上——是怕不考了之後，不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我二十歲中秀才。三十歲開始考舉人。考到五十歲。中間三十年——除了教書和趕考，我沒做過別的事。我不認識碼頭上那些跑船的人。不認識鎮上那些開鋪子的人。不認識田裡那些種地的人。我只認識考生、考官和柳樹底下的黃酒。不考了，我去幹嘛。”他把茶杯端起來，沒喝，只是端著。“所以不是我不想放棄。是我放棄了之後不知道往哪走。你不一樣——你考不上可以去幫二叔做生意。可以去溫州看船。可以去我沒聽說過的地方。你有路可走。我沒有。”
三郎把這句話也記下了。趙先生不是堅持——是沒路可退。他堅持的不是科舉，是堅持本身。因為一旦停下來，三十年就是一個空洞。這個空洞裡沒有溫州港，沒有福船，沒有老海商叼著菸斗說的“一個竹籃翻三倍”。只有柳樹下的黃酒。
走出祠堂門口，祖父又站在田埂上。今天沒有穿漿洗過的長衫——是平常的灰色短褐，手裡沒拿柺杖。大概剛才在菜地裡拔草，聽到趙先生叫三郎就過來了。褲腿上沾著泥，手指上還有青草汁。
“趙秀才今天喝了什麼。”
“沒喝酒。喝的茶。”
祖父看了他一眼。“那是清醒的。清醒的話比醉話更值得聽。”他用沾著泥的手指在田埂上畫了一條線——不是圈，是線。一頭在私塾方向，一頭在官道方向。“他說了——你可以選。他說了——他有路可退還是沒路可退。”
“他說他沒路可退。”
“所以他選了繼續考。不是因為他信科舉——是因為他沒有別的選項。你有。你知道這個區別就夠了。”祖父拄著柺杖走了。褲腿上的泥點子被晚風吹乾了，變成淺褐色的印子。
三郎在田埂上站了一會兒。遠處私塾的燈光還亮著——趙先生大概在改明天要發的作業。
第二天，三郎去私塾幫趙先生搬書——鄉試的備考書要換了，舊版得搬去祠堂倉庫。推開趙先生的書房門時他愣了一下。房間不大，四面牆上釘滿了書架——不是正經木匠打的，是趙先生自己拿碎木板拼的，釘子長短不一，有的書架已經往下斜了兩指寬。書架上的書沒有一本是新的，每本書脊都翻得起了毛邊，有些裂了用麻線重新縫過。
最靠近書桌的那一格放著三本一模一樣的《鄉試題名錄》——萬曆十二年、萬曆十五年、萬曆十八年。每本的扉頁上都有一個被墨塗掉的名字。墨是濃墨，塗得很徹底。但三郎知道那個被塗掉的名字是誰。
書桌上攤著一疊還沒改完的學生作業，旁邊摞著三疊毛邊紙——一疊白的，一疊泛黃的，一疊已經發脆了，邊角碎成鋸齒狀。白的上面有字，黃的上面也有字，脆的那疊字跡已經模糊了——墨褪了色，有些筆畫只剩一半。三郎湊近看了一眼那疊發脆的紙。最上面一張是八股文——《見賢思齊焉》。破題：“賢者人皆可至，思則近之。”落款：趙守拙。萬曆九年。三十年前。
這張紙旁邊還有一張——萬曆十二年的，同一個題目，同樣的破題，只是中間的起講部分多了兩行。萬曆十五年那張也是同一道題，起講又改了一處——“賢非一道”改成了“賢者非一道”。三個字變成了四個字。花了三年改出來的。
萬曆十八年的那張——最接近現在的那張——被撕掉了一半。不是撕紙的脆響，是被手揉過，揉成團，又展開，再揉，再展開。紙面上佈滿了細密的褶皺，像乾涸的河床上的裂紋。後來終於撕了，撕掉的那一半大概扔進了灶膛。剩下這一半——只有破題和承題兩行——還放在桌上。旁邊有一行潦草的批註，是趙先生自己的字：“三十年只學到這一層。不怪考官，怪我。”
三郎把書搬起來。走出書房時回頭看了一眼桌上的擺佈——白紙、黃紙、脆紙，三代毛邊紙在燈下疊成一個階梯。從新鮮的白色到腐朽的褐色，中間橫著三十年。趙先生大概每天坐在這個位置上改作業，抬頭就能看到這三十年。不是懷念，是提醒。提醒自己如果不停下，下一張紙會是什麼顏色。
他把書搬到祠堂倉庫。出來時經過私塾視窗，往裡看了一眼——趙先生正彎著腰在講臺上鋪開一卷新買的《鄉試策論集》，書頁嶄新，墨香隔著窗戶都能聞到。新書。新的學生。新的三十年被墨塗掉的名字。但那個畫烏龜的胖男孩今年大概不會再畫了——他已經能從“天地玄黃”默到“律呂調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