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撥出去的時候，西環的夜雨正下到最烈。我縮在床角，手機貼在耳邊，嘟嘟的等待音混在窗外的風雨聲裡，顯得遠而飄忽。臺灣那邊的電話響了幾聲，然後被接起來。母親的聲音隔著海峽傳過來，還是一貫那種慢悠悠的、帶著輕微閩南口音的腔調：這麼晚了，怎麼打電話來？香港那邊颱風是不是登陸了？
我的嘴唇動了動，想說一句媽，有件事我想問你，但話到嘴邊變成了一團模糊的氣息。窗玻璃被雨敲得噼啪響，手機聽筒裡傳來母親那邊臺灣夜晚的安靜，兩種聲響在我兩耳之間拉鋸，像是把我撕成了兩半。
我終於開口了，我查到我父親以前的一些事。有個女人叫月明，她寫過一封信，信裡說——她把一個女兒託付給了我父親。那個女兒，我的聲音停了一下，不是他親生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我能聽見母親的呼吸聲，均勻而淺，像是她刻意壓住了起伏。窗外一道閃電照亮了整面雨幕，然後又暗下去。母親在呼吸了七次之後開口了，聲音比剛才低沉了很多，像是忽然之間老了好幾歲：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剛剛。在信裡看到的。
又是一段長長的沉默。然後母親說：你確實是我和你父親領養的。那年冬天，一個香港女人抱你來的臺北。
我攥著手機的手指猛然收緊，骨節泛白。窗外的風雨聲在這一個瞬間像是被按下了靜音鍵，世界縮成了一個直徑幾釐米的圓孔——手機聽筒、我的耳朵、母親的聲音從那個孔裡傳過來，一字一字地，像石子投入深井。
那是冬天。臺北很冷，一直在下雨。有一天晚上有個女人抱著一個嬰兒敲我們家的門。你父親去開的門，那個女人在門外站了很久，渾身都溼透了，懷裡的嬰兒用一件軍大衣裹著，一點雨都沒淋到。她把嬰兒交給了父親，說了一句話，然後轉身就走了。
什麼話？
她說：亨，這是她的孩子。她讓我帶給你的。你父親接過嬰兒的時候手在抖。那個女人走了之後他在門口站了很久，抱著那個嬰兒，站在冷風裡站了大概有一刻鐘，然後才關上門走進來。我問他怎麼回事，他什麼都沒說。他只是把那個嬰兒放在沙發上，解開軍大衣，檢視嬰兒有沒有著涼。那個嬰兒醒了，咿咿呀呀地叫了幾聲。你父親蹲在沙發前面看了她很久，伸手摸了摸她的頭髮，說了一句：她長得真像她。
雨水從窗框的縫隙裡滲進來，沿著牆壁流到我腳邊。我縮了縮腳，但沒有移動位置。手機貼在耳邊，燙得發疼。
那個女人是誰？我問。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瘦瘦的，短髮，穿著灰藍色的短衫，脖子上一根紅繩墜著個銅色的小東西。她把嬰兒交給你父親之後就走了，沒有再回頭。我追出去想叫住她，她已經走下樓了，腳步聲在樓梯間裡越來越遠，最後被雨聲蓋住了。
灰藍色短衫。瘦，短髮。銅色吊墜。老黎在深夜渡輪上看見的女人，油麻地那棟唐樓門口給林惠欣祖母留下吊墜的香港阿姨。同一個人。那個女人在1993年10月從赤柱碼頭上了老黎的船，懷裡抱著嬰兒，脖子上掛著父親的快門零件。她在船上哭了，說我回不去了。然後她去了坪洲，住了兩年，接著去了大澳，以月明之名活了下去。再然後，她在某個冬天的雨夜裡，把那個嬰兒抱到了臺北，交給了一個叫的男人。
嬰兒是我。
那個女人說了一句什麼話？我問，她交嬰兒給你父親的時候說的那句話——這是她的孩子——那個是誰？
母親在電話那頭輕輕嘆了口氣。那嘆氣聲在電流聲裡顯得格外綿長，像是從很深的井底浮上來的氣泡。你父親後來只跟我提過一次。他說那個是一個為了救他而把自己藏起來的人。那個把嬰兒交給了那個女人，讓那個女人帶著嬰兒離開香港，走得越遠越好。然後那個就再沒有出現過。
那個是真正的月明。
1993年9月17日，月明在分岔口的牆上刻了自己的名字，把鉛皮盒子藏進碑座底下，然後離開了通道。她離開之後，把自己的女兒託付給了那個女人——那個在深夜渡輪上哭泣、以月明之名在大澳活了下去的女人。真正的月明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了出去：名字、身份、女兒。然後她消失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裡，不知道她是否還活著，不知道她後來有沒有在某一天悄悄回來看過那個在大澳棚屋裡畫畫的。
但我知道那個嬰兒是我。那個在雨夜被抱到臺北的、裹在軍大衣裡的嬰兒，被父親和母親養大，長成一個會在三十多年後翻遍所有碎片拼湊月明一生的成年人。我一直在拼的那個人，是我從未見過面的親生母親。
窗外的颱風忽然安靜了一瞬。是暴風眼過境，雨聲在幾秒之內從狂暴降為零，然後空氣凝固，連風都停了。西環的夜在這一刻變得出奇地安靜，只有窗框上殘存的水滴偶爾落下一聲。我握著手機，聽著母親在電話那頭的呼吸聲，兩個人在跨越海峽的寂靜中對坐著，隔著三十年沒有被提起的往事。
我開口，聲音有點啞，你知道她後來去了哪裡嗎？那個女人。那個抱我來臺北的女人。
母親說：她沒有再去過臺北。但你父親有一次從香港回來，帶了一幅畫。畫的是海和天的交界，灰濛濛的，分不清哪裡是水哪裡是雲。他說那是畫的。那幅畫你父親一直掛在書房裡，後來他走了之後我收起來了。你想看的話，我明天去找出來給你。
海和天的交界。灰濛濛的，分不清哪裡是水哪裡是雲。銀姨說月明每天都在畫那個。那個在大澳棚屋裡坐了三十二年、每天對著朝北的窗戶畫同樣一幅畫的女人。她不是在畫風景，她是在畫等待。在等一個她知道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人。在等她抱去臺北的那個嬰兒有一天能長到足夠大的年紀，翻開那些她留下的碎片，從裡面認出自己的來處。
我的聲音終於還是抖了，那個女人——抱我來臺北的那個人——她叫什麼名字？
電話那頭的沉默比之前更長。我幾乎以為斷線了，正想開口叫她，母親的聲音傳了過來，很輕很輕，輕到幾乎被風聲淹沒：你父親叫她阿月。他說她原來的名字不叫月明。但她後來用了月明這個名字活了一輩子，所以她就是月明。你父親說，她值得那個名字。
阿月。那個女人，那個在深夜渡輪上抱著嬰兒哭泣、在油麻地的唐樓門前留下銅質吊墜、在大澳的棚屋裡畫了三十二年海天交界線的女人。她的真名也許永遠沒有人知道了。但她用了另一個女人的名字活過了一生，把另一個女人的女兒養育成人，然後在一個雨夜把她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她做完了所有該做的事，轉身回到大澳的水邊，從此深居簡出，只用炭條在紙上畫同一道模糊的邊界。
真正的月明消失了。阿月成了月明。而我，那個被託付給阿月又被阿月託付給父親的嬰兒，在三十多年後的這個颱風夜裡，終於知道了自己的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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