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風在南海生成的時候，我還在里斯本。氣象新聞說它沿著西北方向移動，預計七十二小時後在香港附近登陸。我改簽了機票，提前一天回到香港。林惠欣留在里斯本處理那扇灰藍色門相關的一些事情，她說她找到了一家檔案館，也許能查到制繩匠街二十二號的註冊業主資訊。我一個人回港，訂了西環一家叫叮叮客棧的民宿，打算在那裡住最後一夜。
客棧在一條斜巷的盡頭，是棟四層的老唐樓改的，外牆貼著米白色馬賽克瓷片，窗框漆成深綠色。老闆是個中年的馬來西亞華人，說話輕聲細氣的，給了我頂樓一個面朝西的單間。窗外能看到一小片海港的三角，灣仔的樓群在對岸立成一道灰色的牆，再遠一點是太平山的輪廓，隱在潮溼的雲層裡。
颱風還沒到，但風已經先來了。傍晚的時候氣壓驟然降低，窗玻璃上凝了一層細密的水霧。我把窗子關嚴，拉好窗簾，開啟床頭的小檯燈，從揹包裡取出那隻鉛皮盒子。裡邊的信紙我已經讀過幾遍了，但這次回來之前我又重新封好了盒子，想著到了客棧再開一次。有些東西在外面讀和在夜裡讀不一樣。外面的陽光會把字曬得發白，讓一切看起來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夜裡讀就不一樣了，檯燈光暈窄窄的一圈，紙頁上的墨跡在暖黃色的光裡顯得格外幽深，像是在黑暗裡浮出來的一樣。
我把那捲信紙展開，第一頁還是那句話，月明寫給Edward Chan的，說她知道了G拿走了她的信。我翻到第二頁，然後是第三頁。窗外風開始大了，吹得窗框縫隙裡發出嗚咽般的響聲，像是有人貼著玻璃在低語。檯燈被氣流吹得晃了一下，燈罩裡的鎢絲亮了一瞬又穩定下來，光線抖了抖。
翻到第四頁的時候，我注意到了一件事。紙頁的左下角有一片區域比周圍的紙面厚一點點，厚度差異極微，如果不仔細感受幾乎察覺不到。我放下紙頁對著檯燈照了照，光透過來之後那一小片區域的透光度確實比周圍暗。我用指甲輕輕颳了刮那片區域，邊緣翹起一道極細的線。是一層粘上去的薄紙，用某種乾透了的膠水貼合在信紙表面，跟信紙本身的顏色和質地幾乎融為一體。
我找了一把拆信刀，沿著那道細線慢慢把那層薄紙揭起來。薄紙揭開之後，底下露出的是一層更薄的、半透明的複寫紙殘片，大約三指寬兩指長，邊緣撕得參差不齊。複寫紙背面朝上，紫色的染料層已經褪成灰褐色，但仍然殘留著被壓寫過的凹痕。凹痕在臺燈的側光下顯出清晰的字跡，但因為印在複寫紙背面，字母是映象的。
我翻出手機，開啟自拍鏡頭，把複寫紙殘片對著鏡頭。映象的字跡經過鏡頭反轉之後變成了正向的，我盯著手機螢幕上的那行字，檯燈的光在手機玻璃面上反射出一個明亮的圓點，圓點正好落在那些字的中間。
亨，若你看到這個，說明我已不在。女兒託付給你了。可她不是你的骨肉。
我放下手機，複寫紙殘片重新躺回檯燈光暈裡。那幾個字映象過來之後的樣子在視網膜上反覆浮現，每一個筆畫都像烙鐵一樣燙，燙得我指尖發麻。我把信紙和複寫紙殘片小心地平放在床單上，退後了半步，深呼吸了好幾次。窗外風更大了，雨開始下，啪嗒啪嗒地砸在窗玻璃上，先是一滴一滴的，然後連成一片密集的噼啪聲。
亨。那是父親的名字。
月明在信裡稱呼父親為。那張複寫紙殘片上的字是她寫給父親的，隔著幾層紙壓印過去的。原信的內容被膠水封住了，只有這張複寫紙上的殘留字跡透了出來。她寫的是：若你看到這個，說明我已不在。女兒託付給你了。可她不是你的骨肉。
女兒。那個嬰兒。
老黎在1993年10月的深夜渡輪上看見一個女人抱著嬰兒。那個女人脖子上掛著父親的銅質快門零件。那個女人在船上哭著說我回不去了。我和林惠欣一直以為那個女人是月明，嬰兒是她和父親的骨肉。但複寫紙上寫著——她不是你的骨肉。
那個女人不是月明。
月明已經了——也許死了，也許消失了，也許徹底從這個世界上隱去了。她把女兒託付給了某個人。而那個人把嬰兒抱上了老黎的船，戴著父親的快門零件，去了坪洲。那個人是誰？是月明的母親沈惠芳嗎？是銀姨嗎？還是一個我根本不知道的女人？
檯燈的陰影在牆壁上微微晃動。雨越下越大了，颱風的外圍環流已經開始影響香港。我聽見遠處傳來一聲沉悶的雷，滾過天際，然後是窗玻璃被密集的雨點敲打的聲音，像是有人在用無數根手指同時敲門。
我重新拿起那張複寫紙殘片對著檯燈看。映象文字在側光下更加清晰了，每一個字的筆畫都有被反覆壓寫過多次的痕跡，說明月明寫這封信的時候用了很大的力，筆尖透過信紙在複寫紙上留下了深深的凹痕。她寫這封信的時候，大概是知道自己要離開的。她把女兒託付給了——託付給了父親。但女兒不是父親的骨肉。這句話後面沒有任何解釋。沒有說女兒是誰的孩子，沒有說為什麼父親要收養一個不是他親生的女兒。
雨把窗外的香港吞掉了。對岸灣仔的燈火在雨幕中變成一團團毛茸茸的光暈，太平山的輪廓完全消失了，只有偶爾一道閃電照亮天際的瞬間才能看見山脊在黑暗中一現又隱去。客棧的舊木窗框在風裡輕輕震動，發出持續的、低沉的嗡鳴聲。
我坐在床邊很久沒有動。床單上攤著那幾頁信紙和那張複寫紙殘片，檯燈的光照著它們，像照著一件被打碎了又重新拼起來的瓷器。每一片碎片都在告訴我一個新的資訊，而每一個新資訊都在讓我推翻之前相信的東西。
如果那個女人不是月明，那月明在哪裡？1993年9月17日她在分岔口的牆上刻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然後藏了鉛皮盒子。那是最後一次確認她真實存在過的痕跡。之後發生的事——老黎在坪洲碼頭見到的女人和嬰兒、銀姨口中定居大澳畫畫的瘦削女人、周水生電視裡掃過的那個低頭畫畫的身影——它們屬於同一個人嗎？還是說從某個時間點開始，出現在離島上的已經換成了另一個人？
那個另一個人是誰？
我拿起手機，翻到銀姨的電話號碼。窗外的風雨聲太大了，電話接通之後銀姨的聲音被噪音切得斷斷續續。我對著話筒大聲問了一句：銀姨，月明在大澳住了多久？她從哪一年開始住在你旁邊的棚屋裡？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然後銀姨的聲音傳過來，帶著老人特有的那種沙啞和慢悠悠的節奏，但這一次她的語速明顯慢了半拍，像是在回想一件很久沒被提起的事。
她……是一九九五年搬來的。
一九九五年。
月明在一九九三年十月被目擊在坪洲登岸。然後她消失了將近兩年。一九九五年她才出現在大澳，住進銀姨旁邊的棚屋裡，開始畫畫，開始日復一日地坐在朝北的窗前畫海和天的邊界。這兩年她去了哪裡？或者說——一九九五年出現在大澳的那個人，跟一九九三年在分岔口牆上刻字的人，是同一個嗎？
複寫紙上的那行字在我腦子裡翻來覆去地轉：女兒託付給你了。可她不是你的骨肉。月明把女兒託付給了父親，然後父親在一九九五年帶著女兒住進了大澳。或者，他帶著那個由別人抱上渡輪的嬰兒，在某個地方住了兩年，然後搬到了大澳。而這個名字從那時候起就屬於了另一個人——一個願意用這個名字活下去的女人，一個願意坐在棚屋裡畫三十多年海和天的女人。她不是當年推開鐵皮門發現文物的那個年輕女子。她是被託付了那個嬰兒的人，是帶著那個嬰兒在坪洲碼頭上了岸的人，是戴著父親的快門零件在深夜渡輪上哭著說我回不去了的人。
她是那個嬰兒的母親。真正的月明把女兒託付給了她，把父親的快門零件戴在她的頸上，然後消失不見了。而她在那個深夜抱著嬰兒登上了老黎的船，從赤柱去了坪洲，在那裡住下，撫養那個嬰兒，然後在1995年搬到大澳，以之名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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