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姨來電話的時候我正在去大澳的渡輪上。手機訊號在海面上斷斷續續的，她的聲音被切成一段一段傳過來，我只能聽出幾個關鍵詞：船票……存根……你來看。
我改了目的地。船到屯門的時候我下來，轉了一輛去機場方向的巴士，然後又換了一趟往北的渡輪。到銀姨的棚屋時已經是下午了，海面被雲層濾過的日光染成一片柔和的鉛灰色，棚屋的鐵皮屋頂溫吞吞地反著光。
銀姨坐在門口的矮凳上，手裡攥著一個牛皮紙信封。她看見我走過來，什麼都沒說，只是把信封遞到我手裡。我開啟，裡面是一張船票存根。淺藍色的硬紙，邊角發黃捲翹，印刷體在三十多年的潮氣裡已經洇散模糊了，但關鍵的日期和航線還能辨認。
東方之星號。澳門-里斯本。1993年10月16日。乘客姓名一欄用鋼筆寫著S. Shen——沈月明。票面標註了單程，艙位是三等，舷窗座位。
票根的背面有一行鉛筆字，字跡極淡，我幾乎要湊到眼跟前才能看清：抱了個女嬰，下船了，沒再上來。旁邊有個潦草的簽名縮寫，辨認了半天只看出一個。
銀姨坐在門口，兩隻手交疊著擱在膝蓋上。她今天穿的是一件靛藍色的對襟衫子，頭髮比上次見時更白了一些，在下午的偏光裡泛著銀灰色的光澤。她的聲音沙沙的，像海風捲過乾枯的蘆葦：這張票根是月明走後第三年，一個葡萄牙人寄來的。那時候我還在大澳賣乾貨，收到一封從里斯本來的信，裡面夾著這張票根，沒有寫信人的名字，沒有地址。信紙上只有一行英文：She got off the ship in cau with a baby and never ca back. I thought you should know.
一個在澳門下了船、抱著嬰兒、再也沒回船上的人。真正的月明在1993年10月16日凌晨搭上那艘去里斯本的船，但她根本沒有離開澳門。她帶著我下了船，站在澳門的碼頭棧橋上，船開走了，她還在那裡。
後來呢？我捏著那張票根，指節泛白。
銀姨搖搖頭。後來沒人知道她去了哪裡。但票根背面的字是船上的船員寫的——抱了個女嬰，下船了，沒再上來。她從澳門下船之後，應該是把你交給了什麼人。然後她自己，也許又搭了另一艘船去了里斯本，也許沒有。但從那天起，再也沒有人見過真正的月明。
真正的月明。我一直在用這個名字稱呼那個在地下通道里拍下文物、在牆上刻字、在碑座底下藏進鉛皮盒子的女人。她是我沒見過面的親生母親。她在一九九三年的深秋，抱著我——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嬰兒——從赤柱碼頭登上了開往澳門的船。船在澳門靠岸時是凌晨，她抱著我走下舷梯，踏上澳門的土地。然後她把我也許還在熟睡的我，交給了某個人。那個人帶我去了臺灣，我在臺北的冬天裡被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收養，長成了現在這樣。
但那張船票存根上的日期是1993年10月16日。航線是澳門到里斯本。真正的月明買了去里斯本的票，但她沒有搭上那班船。她帶著我在澳門下了船，把自己留在了香港和里斯本之間的一片灰色地帶裡。
銀姨從矮凳上站起來，轉身走進棚屋。我跟進去，她從一個鐵皮餅乾盒裡翻出另一件東西，也是一張船票，但紙質不同，更薄，更白，是一張澳門至臺灣的客運快船票根。日期是1993年10月16日下午三點四十分。乘客姓名欄是空白的，但票根背面用圓珠筆寫了一行字，字跡工整秀氣，是月明的筆跡：
女嬰已託付，臺灣許太太。願她平安長大，永不知地下之事。
臺灣許太太。我的養母姓許。
我在棚屋裡的凳子上坐下來，手裡攥著兩張票根。一張是澳門到里斯本的未使用船票，一張是澳門到臺灣的已使用船票。真正的月明買了去里斯本的船票，但她在澳門下了船。她在碼頭抱著我等了兩個鐘頭——也許是三個鐘頭——然後在下午三點四十分踏上了另一艘船，去了另一個方向。那艘船是去臺灣的。
她抱著我上了那艘去臺灣的船。她在船上遇見了一個姓許的臺灣女人，也許對那個女人說了一些話——這個嬰兒需要有人照顧，也許什麼都沒說，只是把一雙眼睛望向那個女人，那女人就明白了。然後她在船靠岸之前——或者靠岸之後——把我交給了那個女人，自己轉身走了。她坐的船是去臺灣的，但她沒有在臺灣下船。她可能在中途某個港口離開了，也可能回到了澳門，然後從澳門真正搭上了那艘去里斯本的船。沒有人知道。
但我後來在臺北長大，在許太太的家裡長大。我的養母許太太，沉默寡言，喜歡種茉莉花，每年冬天都會燉一鍋當歸雞湯。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她的來歷，也從來沒有提過一個香港的女人和一條紅繩墜子。直到我在電話裡問她，她才說了那些話。她那天在澳門的船上接過一個陌生女人遞來的嬰兒時在想什麼，我永遠不會知道。
我翻出父親1993年的日記，對著兩張票根上的日期反覆核驗。父親在日記裡寫阿月抱著孩子站在船尾朝我揮手的那一夜，是1993年10月15日。阿月抱著我從赤柱碼頭上了夜航船，船開往澳門，駛入漆黑的海面。父親站在碼頭上目送那條船越來越遠，阿月揮著的手縮成一個小點，最後被夜色吞掉。那艘船在10月16日凌晨抵達澳門。真正的月明在澳門接過了我。她買好了去里斯本的船票，但沒有登船。她改乘了去臺灣的客船，在船上把我交給了許太太。
她每一步都算好了。從赤柱到澳門，從澳門到臺灣，從臺灣到——她自己的終點。沒有人知道她的終點在哪裡。她留在一艘從澳門開往裡斯本的未使用船票上，縮成了一行印刷體的S. Shen，泊在一片永遠到不了的海域裡。
銀姨站在棚屋門口，望著遠處的海面。她的背影在下午的光線裡顯得很薄，像是能被風從門框裡吹走。我在她身後站了一會兒，然後走到她旁邊，兩個人並排望著同一個方向的海。海面上有一條細長的白色浪痕，是一艘快艇剛駛過去留下的，正在慢慢擴散消散，跟周圍的海水重新融為一體。
銀姨，我說，真正的月明為什麼要消失？
銀姨沒有立刻回答。海風吹動她額前的碎髮，她伸手攏了攏，那隻手很瘦，骨節突出，在下午的光線下像一幅舊畫裡的線條。她發現那些東西的時候，她還年輕。她以為把照片拍下來、交給該交的人，事情就能解決。但後來她發現那些東西牽扯的人太多了。她父親、那個姓陳的攝影師、G、總督府的人、里斯本的聯絡人。每一個人都跟那些東西有關，每一個人都想要她手裡的某個碎片。她把碎片分散出去，把女兒交給人，把名字讓給人，然後她自己變成一個沒有身份的人。只有這樣，她才能讓所有追查她的人全部撲空。
她頓了頓，聲音低了下去，像是那些話不是對我說，而是說給風聽的：她把自己變成了一張空白的船票。沒有名字，沒有目的地，沒有記錄。誰都沒法再找到她。
我站在銀姨旁邊，手裡那兩張票根的硬紙邊角硌著掌紋。潮水正在退去，灘塗從水面下慢慢露出來，黑色的淤泥上佈滿了細密的紋路，是螃蟹爬過留下的足跡。那些紋路縱橫交錯，像是某種我看不懂的地圖，標著一個沒有座標的方向。
真正的月明在這片灘塗上走過。她踩著這些淤泥和碎石，從一條船走到另一條船，從一個名字換到另一個名字。她在一九九三年的深秋把那兩條船票的路徑走成了兩條永遠不相交的線——一條通往臺灣，載著她的女兒；另一條通往裡斯本，載著她從未踏上的旅程。她把自己放在了那條沒走成的航線上，成了一個懸在海中間的、看不見的人。
我蹲下來，把兩張票根平放在膝蓋上，用手機拍了照。日光正在變斜，把票根上的摺痕照得格外清楚——那張澳門到里斯本的票根折了兩次，對摺再對摺，摺痕深得幾乎要裂開，像是被人攥在手心裡反覆摩挲過。真正的月明攥著這張票，在澳門的碼頭棧橋上站了很久。她看著遠處里斯本方向的海平線，又低頭看了看懷裡熟睡的嬰兒。她最後把票根折起來塞進口袋，抱著我轉了身，走向了另一班船。
她在轉身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再也走不了那條航線了。她撕掉了自己的終點，把它換成了一個沒有名字的、漂在海上的省略號。
我站起來。銀姨還站在門口，她微微側過頭來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臉上停了一瞬，然後移開了。她沒有多問什麼，只是說：天快黑了，你今晚住這裡吧。我去煮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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