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玲是在三天之後打電話來的。
那天下午我們還在九龍塘附近徘徊，在牛津道十一號對面的茶餐廳坐了一個多小時。阿敏一直看著那棟白色洋房，看著那扇關著的木門，看著院子裡那棵巨大的榕樹。我們都沒有說話。Godwin說的“她去了歐洲”和月明留給阿財的那句話在腦子裡來回碰撞——“歐洲也不是終點”。
電話是打給阿敏的。她接起來，聽了幾秒，臉色變了。
“阿玲。她說在師父的遺物裡又找到了一樣東西。”
我們趕回廟街的時候天已經暗了。阿玲站在天后廟前的香爐旁邊等我們，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信封。信封比上次那個大一些，鼓鼓囊囊的，像是裡面裝了不止一張紙。封面上還是月明的字跡，但比之前那封信更短、更急，只寫了一行：
“阿財大哥，這個也替我收著。亨仔若來，一併給他。”
阿玲把信封遞給阿敏。“上次我只找到那封薄的。這個信封塞在師父二胡琴盒的夾層裡，我今天收拾琴盒的時候才發現。”
阿敏接過信封，在廟街的路燈下拆開。信封裡面有三樣東西：一張明信片、一張黑白照片、一片用塑膠薄膜封著的乾枯花瓣。花瓣是白色的，很小，皺巴巴的，看不出是什麼花。黑白照片拍的是一個海邊碼頭，碼頭上停著一艘不大的貨船，船身漆成深藍色，船頭畫著一條紅色的魚。照片背面用鋼筆寫了一行字：“里斯本，1997。”
明信片是最醒目的。那是一張彩色明信片，畫面是里斯本聖喬治城堡的全景——白色的城堡矗立在綠樹覆蓋的山頂上，紅色的屋頂和藍色的塔霍河在城堡腳下鋪開。明信片邊緣已經褪色發黃了，但畫面依然清晰。
阿敏把明信片翻到背面。背面左邊是月明的字跡，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整個卡片：
“亨仔，若你讀到這裡，媽媽在等你。但你要先想清楚——真相會改變你的一生。”
就這麼一句話，寫在明信片正中間。上面和下面都是空白。但阿敏把明信片湊在路燈下換了一個角度，發現卡片底部的空白處有極淡的鉛筆字。鉛筆字寫得很輕，像是怕被人發現，又像是寫的人手在發抖。
“1997年6月30日，我在城堡上看見紅帆船出海。”
阿敏把明信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在燈下看那行鉛筆字。字跡很細，比月明其他所有信上的字都細，筆畫斷斷續續，像是在寒冷中寫的。1997年6月30日。香港迴歸的前一天。那一天里斯本發生了什麼？紅帆船是什麼？
“1997年6月30日。”陳志遠站在旁邊，看著那行字。“香港迴歸前一天。她去了里斯本。”
“她在城堡上看見紅帆船出海。”阿敏說。“里斯本有個傳統，每年6月30日會有紅帆船出海嗎？”
“不知道。但6月30日是葡萄牙的國慶日嗎？”
“不是。葡萄牙國慶日是6月10日。”阿敏拿出手機查了一下。“但里斯本每年6月底有一個航海節。紅帆船出海可能是航海節的節目。”
“她在航海節上。”陳志遠說。“1997年6月30日，香港迴歸前一天，她在里斯本看紅帆船。她在用這個方式記念香港。”
阿敏把明信片翻來覆去看了幾遍。正面是城堡和河流，背面是月明的字。字和畫之間，隔著三十年的距離。她在里斯本的那個夏天，站在聖喬治城堡的城牆上，看著紅帆船從塔霍河駛向大海。她想到了什麼？香港要回歸了。她在逃亡的路上，走到歐洲最西端的城市，站在一個可以望見大西洋的城堡上。她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媽媽在等你。”阿敏把那句話讀了一遍。“她在歐洲。她沒有死。”
“但她沒有說她在歐洲哪裡。”我說。“明信片上只有里斯本，但她說的是1997年。她現在可能已經不在里斯本了。”
阿玲一直站在旁邊，聽著我們說話。這時她插了一句：“師父跟我說過，月明姐走的時候說她要去找一個人。但那個人不在香港，也不在澳門。師父說她要去很遠的地方。”
“鄭先生？”我問。“她信裡說的馬六甲的鄭先生？”
阿玲想了想。“師父沒提過這個名字。但他跟我說過一句話，是月明姐走的時候跟他說的。她說‘阿財大哥，我這輩子可能回不來了。但我的孩子會回來。你告訴他，媽媽在世界的盡頭等他’。”
世界的盡頭。里斯本。聖喬治城堡。大西洋。羅卡角。世界的盡頭。
阿敏把明信片和照片、花瓣一起收進信封裡。她沒有說話，只是把信封抱在懷裡，站在廟街的天后廟前。廟街的夜生活已經開始了，攤販的叫賣聲、麻將館的洗牌聲、遠處卡拉OK的歌聲混在一起，形成一種嘈雜而溫暖的背景。天后廟前的香火在夜風中搖晃，青煙瀰漫在整條街上，像一層薄薄的霧。
“阿玲，”阿敏轉身，“阿財叔有沒有說過，月明為什麼要去找那個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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