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時的航程，窗外從青馬大橋變成港珠澳大橋的骨架。
我坐在港澳快線的下層，額頭抵著微涼的舷窗。三月初的夜風從縫隙裡鑽進來，帶著海水的鹹澀和柴油味。青馬大橋的斜拉索在暮色裡一根根亮起來，像豎琴的弦，被風撥出無聲的旋律。船身切開漆黑的水面，浪花在兩側翻湧成白色的碎末，又被黑暗迅速吞沒。
手機螢幕的光映在臉上，我第三次翻到月明筆記裡那段關於澳門的話——
“澳門像兩個世界的門縫——葡萄牙的、廣東的，中間夾著所有說不清的東西。你推門進去，發現門縫本身就是一個世界。”
這是她最後一次旅行時寫的。三個月後，她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心臟驟停，三十四歲。護士說她是在睡夢中走的，手裡還攥著一本沒寫完的筆記。
我合上筆記本，把它貼在胸口。皮質封面被體溫焐熱，彷彿這樣就能離她近一些。
船艙裡乘客不多，前排是一對說葡語的老夫婦，頭髮花白，穿著考究的米色風衣。老太太偶爾回頭看我一眼，目光溫和，像在看一個迷路的孩子。左側靠窗的位置有個年輕女孩在翻看旅遊指南，書頁上密密麻麻貼著彩色標籤。她翻到一頁，上面有座粉色教堂的照片，她在旁邊用熒光筆標註：“必去！聖玫瑰堂！”
我移開視線，望向窗外。港珠澳大橋的輪廓越來越清晰，橋塔高聳如巨人的骨架，燈光勾勒出蜿蜒的曲線。船開始減速，引擎聲低沉下來，像某種巨獸在喘息。海面上出現零星的燈光，是漁船，還是浮標？澳門近了。
外港碼頭的老式鐘樓正在報時。
九聲鐘響，震落簷角棲息的鴿子。我數著——一、二、三……到第九聲時，鴿群撲稜稜飛起來，翅膀拍打的聲響混在餘音裡，像無數細小的告別。
我站在碼頭的青灰色地磚上，行李箱的輪子卡在縫隙裡。海關大樓的燈光是暖黃色的，照亮“澳門”兩個繁體字。有人舉著接機牌從我身邊走過，上面寫著韓國名字；穿校服的中學生騎著單車經過，車鈴叮叮噹噹；遠處傳來法朵音樂，哀傷的旋律被鹹水歌的調子糅碎。
我在自動販賣機前買了一罐咖啡。鋁罐是涼的，上面印著葡文和中文雙語標籤。我拉開拉環，啜了一口，苦味在舌尖漫開。
這是月明離開後的第一百零七天。
我訂了碼頭對面的酒店，沒有選那些金碧輝煌的度假村。房間在七樓，窗戶對著內港，能看到對岸珠海模糊的燈火。我放下行李，從揹包裡取出月明的筆記本，翻到她寫澳門的第一頁。
“8月14日，晴。從香港坐船來，船上有人拉手風琴，拉的是《海闊天空》，跑調得厲害，但沒人抱怨。澳門比我想象中安靜，像一杯放涼了的普洱茶。”
我望向窗外。內港的水面被夜風吹皺，倒映著兩岸的燈光，碎成一片流動的金色。有駁船突突突地駛過，船尾的燈在水面拖出一條長長的光尾。
次日清晨，我被鐘聲喚醒。
還是那座鐘樓，但白天的聲音比夜裡清亮。我拉開窗簾，陽光湧進來，帶著海水的溼氣和某種古老的氣息。樓下街道上有賣早點的攤檔，腸粉的蒸汽嫋嫋升起，混著咖啡和蛋撻的甜香。
我決定按月明的路線走。
她的筆記記得很細，細到令人心碎。哪家店的豬扒包麵包皮烤得不夠脆，哪個轉角有棵百年榕樹樹蔭最涼，哪座教堂下午三點的光透過彩窗最好看。我按圖索驥，從媽閣廟開始。
媽閣廟的香火很旺，煙霧繚繞中，葡萄牙人登陸的傳說和福建漁民的海神崇拜混在一起。我在正殿前的石階上坐了半小時，看一個老婆婆虔誠地跪拜，額頭觸地三次。她起身時，往功德箱裡投了硬幣，又折回來，往我手心裡也塞了一枚。
“保平安。”她用廣東話說，口音很重。
我低頭看，是一枚五毫硬幣，正面有蝙蝠圖案。我把它揣進口袋，繼續走。
從媽閣廟出來，沿著風順堂街往上。這條街坡度很大，兩旁是葡式建築，淡黃、粉紅、薄荷綠，窗臺上擺著開得正盛的三角梅。月明在筆記裡寫：“這條街像被打翻的顏料盒，葡萄牙人把整個里斯本的顏色都搬來了。”
我路過一家叫“馬里奧”的咖啡店，招牌上畫著穿西裝的男人端著咖啡杯。月明提過這個地方：“馬里奧先生是土生葡人，會說粵語、葡語、英語和一點點上海話。他太太是上海人，做紅燒肉時會加葡國香腸。”
我推門進去。店內很小，只有四張桌子。牆上掛著黑白照片，有舊時的澳門街景，也有馬里奧先生年輕時的照片，他穿著軍裝，站在澳督府前。櫃檯後面站著個女人，五十多歲，短髮，戴金絲眼鏡。
“飲咩？”她用粵語問。
我要了咖啡和蛋撻。她轉身去準備，動作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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