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碰它。
手電光從青銅尊的圈足緩緩移到口沿，又從口沿移回圈足。光柱裡浮著細碎的灰塵，像時間被攪動了之後散開的顆粒。饕餮紋的獸面在光束中忽明忽暗，那雙圓睜的眼睛像是活的，在三千年的沉默裡第一次看見光，看見人，看見三個遲到者站在它面前，身上帶著海風的鹹味和夜的寒氣。
阿敏也沒有動。她站在石臺另一側，雙手垂在身側，目光落在青銅尊的腹部。那裡有一道極細的裂紋，從口沿一直延伸到圈足，裂紋裡嵌著深色的鏽跡，像是傷口癒合之後留下的疤。她的呼吸很輕，幾乎和石室的空氣融為一體。
陳志遠站在我身後。我聽到他的呼吸聲，粗而短，像是胸口壓著什麼東西。他慢慢走到石臺前，在青銅尊前蹲下來，目光平視著那隻三千年前的器物。他沒有伸手，只是看著。
“月明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他的聲音在石室裡迴盪，“也是這樣蹲著看的。她跟我說，這東西在地下埋了兩千多年，又在博物館的庫房裡躺了四十年。她說它見過太多人了，每一個碰到它的人都想從它身上得到什麼。她說它累了。”
他的手懸在青銅尊上方，掌心朝下，像是在隔著空氣撫摸它。過了幾秒，他收回手，站起來，退後一步。
“月明用逃亡換來的東西。”我說。
“不只是逃亡。”陳志遠轉過身，看著石室角落。他的手電光照過去，照出一個我之前沒注意到的細節。石室最裡面的角落裡，靠著牆壁放著一個防水箱，大約一尺見方，深綠色的箱體上覆著一層薄薄的水汽。箱子的蓋子扣得很緊，上面有一道細縫，縫裡夾著一根乾枯的海草。
阿敏走過去，蹲下來，用袖子擦了擦箱子表面的水珠。箱子是硬塑膠做的，很舊了，邊角有磕碰的痕跡。扣鎖是銅的，沒有上鎖，只是扣著。她把扣鎖扳開，掀開箱蓋。
箱子裡最上面是一塊油布，蓋得嚴嚴實實。阿敏把油布揭開，下面是一疊紙。紙頁的邊緣捲曲發黃，但整體儲存得很好，沒有水漬和蟲蛀的痕跡。最上面那張紙上，用鋼筆寫著幾個字：
“月明筆記。一九九三年九月。”
阿敏把筆記捧出來，放在青銅尊旁邊的石臺上。燈光照在紙面上，月明的字跡鋪展開來，密密麻麻的，像是一張織了三十年的網。
第一頁是一段引言，寫得很簡短：
“我寫這本筆記的時候，已經走投無路了。但我不想帶著這些秘密死。如果有人看到這本筆記，說明我已經不在了。請你把裡面的東西交給該交的人。不要替我報仇，只要把事情做完。”
阿敏翻到第二頁。從這一頁開始，月明記錄了她發現文物的全部過程。
“1992年3月14日。我在整理博物館庫房的時候，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庫房的登記冊上寫著龍紋壺為‘一級文物，暫存於三號櫃’，但我開啟三號櫃的時候，裡面放著的龍紋壺是仿品。仿得很像，但壺嘴的裂痕用樹脂補過，手感不對。我查了出庫記錄，發現三個月前有人用‘修復’的名義把真品取走了，但記錄上只有一個人的簽名——陳志遠。”
阿敏抬起頭看了陳志遠一眼。他低下頭，沒有說話。
“1992年3月20日。我問了阿遠。他一開始不肯說，後來我逼急了，他才告訴我，是韓志明讓他取走的。韓志明說要‘修復’，但實際上是把真品換成了仿品，真品被運到了赤柱地下通道。阿遠說他不知道韓志明要把東西運到哪裡去，但他知道韓志明是在走私文物。他讓我不要聲張，說韓志明背後勢力很大。”
“1992年4月2日。我決定自己查。我利用工作之便，把博物館庫房裡所有‘暫存’和‘修復’的記錄調出來，發現從1990年到1992年，共有三十七件文物被同樣的手法換走。每一件都是國家一級文物，每一件的出庫記錄上都有阿遠的簽名。我把這些記錄全部影印了一份，藏在辦公室裡。”
“1992年6月18日。我第一次跟蹤韓志明。他每週三晚上會去赤柱，從監獄後門進入地下通道。通道口有守衛，但守衛不查他的車。我在通道對面的樓上租了一間房，用長焦鏡頭拍下了他指揮搬運的過程。我拍了很多張，但大部分都不能用。只有幾張能看清他的臉和木箱上的封條。”
“1992年9月3日。我找到了韓志明的賬目。他有一個習慣，每走私一批文物，都會把賬目記在一個本子上，鎖在韓氏大樓地下檔案室的第三個檔案櫃裡。我趁他不在的時候，用備用鑰匙打開了檔案櫃，拍下了全部賬目。賬目顯示，他從1990年開始，一共走私了三十七件文物，全部運往公海，再轉運到東南亞和歐美。買家是固定的幾個私人收藏家，其中一個在澳門。”
阿敏翻到下一頁。月明的筆跡在這裡變得更急促，字距更窄，像是她在趕時間。
“1992年12月10日。我做了一個決定。我不能讓這些文物就這樣流失。它們屬於這片土地，屬於所有人，不屬於任何私人收藏家。我要把它們換回來。我知道這很危險，但我沒有別的辦法。報警沒有用，韓志明的勢力太大。我唯一的武器，是他不知道我知道。”
“1993年1月到8月。我用八個月時間，把博物館庫房裡剩下的真品一件一件換了出來。我用石膏和樹脂做了仿品，做得足夠像，不仔細檢查看不出來。真品我運到了大澳，交給阿良保管。阿良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
“1993年9月。我把最後一批真品運到了分流炮臺。這裡是我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英軍地下彈藥庫，廢棄了幾十年，沒人會來。我把真品藏在這裡，把複製品留在了博物館的庫房裡。韓志明運走的那些，全部是仿品。他以為他拿走了真品，實際上他拿走的是我做的假貨。”
阿敏翻到筆記的最後幾頁。紙頁上寫著密密麻麻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有些被劃掉了，旁邊標註著“已廢棄”或“查無此人”。最下面一頁，月明用紅筆寫了一段話，字跡很重，力透紙背：
“韓志明不是最高決策者。他上面還有人。我查了三年，只查到一個人的代號——‘G2’。這個人比韓志明的許可權更高，所有文物流向的最終決定都是這個人做的。我不知道這個人是男是女，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知道他/她在香港有一個秘密的聯絡點。聯絡點的地址我寫在了下面。但如果我出了事，請不要去找這個聯絡點。太危險了。你一個人鬥不過他們。”
阿敏翻到筆記的最後一頁。月明在那頁紙上畫了一幅簡略的地圖，標註了幾條街道和一個門牌號。地圖旁邊用鉛筆寫了一行極小的字，湊近看才能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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