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聿珩的個人反擔保檔案送進了司法鑑定中心。
紙面簽名是真的，附件卻被人替換過。
原始版本的標題是員工安置基金授權，後續補充頁才出現海外專案反擔保條款。
兩份檔案使用同一份電子編號，說明替換髮生在周氏舊法務歸檔之前。
律師把鑑定報告放到桌上：“你簽字時看過附件嗎？”
“看過第一頁。”
“為什麼沒有逐頁核對？”
周聿珩沉默了一會兒：“我以為專業的人會把專業的事做好。”
律師沒有評價，只把另一份舊方案推給他。
員工安置基金原本要覆蓋一批重組期被裁撤的員工，顧承川負責把它和海外專案的現金流一起安排。
後來基金沒有按原計劃發放，海外專案卻順利拿到了授信。
那時候周聿珩只看結果，沒有回頭查過程。
盛梔意從律師處得知這件事時，問：“這會影響員工補償嗎？”
“部分款項己經透過其他渠道補足，但仍有一批歷史材料需要核對。”
她點開那份舊方案，看到很多陌生員工的名字。
她忽然想起婚後第二年，周聿珩曾連續幾晚不回家，說是在處理集團重組。
那時她以為他只是又一次把工作放在她前面。
現在才知道，他連自己簽下的檔案都沒有看完整。
這不是一句忙可以解釋的。
這是決策者把信任當成了流程。
周聿珩在電話裡說：“我會把所有版本交給司法機關。”
盛梔意回：“包括能證明你被誤導的那份？”
“包括。”
那份授權，從來不是他以為的備用方案。
它是一筆被拖延了十年的責任。
司法鑑定中心把兩套檔案擺在同一張長桌上，工作人員戴著白手套，先檢查紙張纖維，再檢查裝訂孔和印刷墨層。周聿珩坐在玻璃隔間外，沒有進入鑑定區，也沒有要求提前看結果。
律師把補充材料遞給他：“員工安置基金當年覆蓋西百二十七名員工，實際發放記錄只有三百九十一人。”
“剩下的三十六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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