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將截圖發給韓冰。不到三分種，韓冰的回覆彈了出來：“唇語識別比對完成：‘救命’。嘴型完全對上。她知道鏡頭後有人盯著，不敢發聲；但她也知道，鏡頭掃過的瞬間，螢幕前一定有個稽核員在看。”
陸晚晴走到電腦前，將畫面放大到極致。她看的不是嘴唇，而是眼睛。
在那喊出“救命”的零點幾秒裡，女孩的眼睛沒有看鏡頭上方，沒有看彈幕區，而是死死盯著鏡頭最核心的鏡片——她正透過玻璃，死死注視著螢幕另一端那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隔著網路，隔著螢幕，隔著生死。
陸晚晴沒有說話。她緩緩合上筆記本，走到窗臺前。
窗外陽光泛白，桌上的白雛菊靜靜盛開。陸晚晴背對著所有人，手搭在窗臺上，食指在花瓣邊緣無意識地畫著圈。那是她在紅樓留下的習慣。紅樓五年，身在籠中的她，也曾對每一個路過的人發出過無聲的呼救。有些人沒看見，有些人看見了，選擇低頭走過去。
屋裡陷進了一片死寂，只剩空調風扇低沉的運轉聲。蘇雪梅看著陸晚晴的背影，眼眶有些發酸。這個能在法庭上將賀遠山駁得啞口無言的女人，在這個畫素潰爛的“救命”面前，終究還是被抽乾了所有防線。
沈墨沒有上前打擾。他了解陸晚晴，她不需要安慰。她只需要給那盆花澆透水，讓它迎著晨光。等她轉過身來時，這些壓抑的痛苦，都會變成她刺向對方最鋒利的刀。
傍晚，沈墨重新調出了陳婉的資料夾，拉到最底部的留言文字。
那是陳婉在凌晨三點，窩在便利店門口的路燈下，用手機逐字敲出來的附言。
“我在千帆上了兩年多的班，每天面對這些。我不是沒想過舉報，可每次開啟網頁，我就會想：我要是沒了這份工作，我媽的醫藥費怎麼辦？我猶豫了整整兩年。”
“直到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後臺彈出一個直播間。裡面的姑娘笑得很甜，和牆上的優秀員工一模一樣。我正準備點過，她忽然……極快地動了一下嘴唇。我按了暫停，逐幀倒退，終於看清了她在說什麼。”
“她說，救命。”
“我看著那三幀畫面坐到了天亮。我寫了第一封舉報信，沒敢發；寫了第二封，還是刪了。寫到第三封時，我儲存了草稿，下樓買了一包煙。我其實不會抽菸，我只是拆開煙盒，點燃了一根，聞著那種刺鼻的味道，把草稿又看了一遍。然後我把煙掐了，刪掉了那封信，重新寫了一封。”
“這封信，我不發給監管部門，我發給你們。”
“我在網上看過你們破的案子。我知道你們保護吹哨人，你們不會把我交出去。”
“我想明白了。那些在鏡頭前喊救命的姑娘，她們也有媽媽。她們的媽媽甚至比我媽更省吃儉用，把攢下的每一分錢都寄給了站在鏡頭外吸血的人。我不是什麼英雄，我膽子很小。這些東西你們拿去吧，能不能救下她們我不知道，但如果我繼續裝作沒看見，以後每一次看到自己的雙手，我都想吐。”
文字的最下方，附著一行小字：
“這週五晚七點，城北公園涼亭見。我可能被發現了。”
蘇雪梅看著這段留言，指著其中一段話說道：“你們看，陳婉在前文寫了‘上了兩年多的班’，後面情緒激動時，又重複打了一遍‘上的兩年多的班’。這不是複製貼上，是她極度害怕、手抖著重新敲出來的。她在發信的時候，精神已經快垮了。”
沈墨盯著“我不是英雄，我膽子很小”那行字，神色肅穆。他辦案多年，見識過太多告密者，每一個在懸崖邊按下發送鍵的人，都會說這句話。恰恰是這種心懷恐懼的普通人，在戰勝恐懼的那一刻，比所謂的英雄更具力量。
沈墨拿出紅筆，在“週五晚七點，城北公園”上畫了個重重的圈，遞給喬楠。
喬楠接過，眉頭緊鎖：“情況很不妙。千帆的企業郵箱只要透過外部IP傳送帶加密附件的郵件，安全審計系統就會自動觸發最高級別的告警。這封郵件發出一整天了，鍾誠那邊的人恐怕已經順藤摸瓜找過去了。”
“她會淪為第二個周野。”沈墨語氣沉重。
窗外的穿堂風吹過，白板上的截圖獵獵作響。
沈墨果斷下達指令：“週五晚上，我們必須提前入場。涼亭附近地形複雜，晚七點正是公園人流高峰，雖然便於掩護，但也極易出事。喬楠，你帶便衣提前兩個小時進去摸排，佈置四個觀察哨，控制所有出入口，視野絕對不能留盲區。”
“明白。”喬楠立刻翻開通訊錄，“我現在就去安排。”
“還有，她母親。”沈墨補充道，“陳婉提到了她媽。鍾誠的人如果找不到陳婉，一定會去堵她家門。你立刻聯絡社群派出所，打個預防針。不需要直接立案，但一定要交代老人：這幾天哪怕有人自稱是‘公司領導’或者‘陳婉的朋友’敲門，一律不要開。就說不在，一句廢話都不要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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