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點四十，韓冰把那份連夜趕出來的補充鑑定意見交到了法警手裡。
一共九十一頁。昨晚被排除的三百二十六張翻拍件裡涉及的每一封郵件，他都從千帆伺服器的原始日誌裡重新導了一遍，附上時間戳、操作賬號、C地址和雜湊值。這一次沒有照片，只有機器自己寫下來的記錄。機器不會因為取得方式被排除。
他一夜沒睡。交完材料他在法院走廊的長椅上坐下，從口袋裡摸出一個飯盒。張桂芳昨晚送到技術科的，煎餃，早就涼了。他掀開蓋子吃了兩個，剩下的蓋上，塞回包裡。
方敏華從走廊那頭過來，接過回執掃了一眼頁碼，抬頭看他。
“兩條腿夠粗了嗎。”
“夠了。”韓冰說，“昨天被打掉那條，本來就是最細的。”
他把眼鏡摘下來擦了擦。鏡片上有霧。
“不過我不同意排除。”他說，“那三百二十六張不是證據鏈上最硬的一環，但它是唯一一張有人的手在裡頭的東西。日誌是機器寫的，照片是她拍的。法庭要的是前者。我記的是後者。”
方敏華沒有接這句話。她把回執摺好放進公文包，走進了法庭。
第二天上午九點。鍾誠的最後陳述。
他從被告席上站起來的時候，動作很慢。不是看守所的伙食讓人乏力，是一個做了十幾年高管的人忽然發現全世界的椅子都不對了。被告席的椅子沒有扶手，坐板硬得像塊砧板，靠背的角度跟他辦公室裡那把幾萬塊的人體工學椅正好相反。他在那張硬椅子上坐了兩天，脊背還是挺的。站起來之後，他把西裝釦子扣好。那顆釦子昨天就沒扣，今天扣上了。然後他抬起頭，對著審判長，用一種近乎學術的口吻開始說話。
“審判長，各位陪審員。我尊重法庭，尊重在座的每一位。我今天站在這裡，不是作為一個罪犯為自己的罪行開脫。是作為一個網際網路從業者，想向各位解釋一下，這個行業的執行邏輯。”
旁聽席上有人極輕地哼了一聲。沈墨靠在椅背上，兩隻手交叉擱在胸前，拇指互相繞著圈，視線一直沒離開鍾誠的臉。不是憤怒，也不是厭惡，是一種近乎職業的打量。被告人的最後陳述他聽過三種。頭一種是認罪的，聲音發抖，不敢抬眼看人。第二種是崩潰的，哭，罵，求饒。第三種就是鍾誠這樣。不認罪，不哭，不求饒，也不動氣，像個講完課等著學生提問的教授。最難辦的就是第三種。他們不否認事實，他們重新給事實下定義。
陸晚晴坐在他旁邊，沒有看鐘誠。她在看旁聽席角落裡一個低著頭的中年女人。那個女人從開庭第一天就坐在那裡，從頭到尾沒抬過頭。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紫色羽絨服，膝蓋上擱著一個塑膠袋，袋子裡是一雙棉鞋。手工做的那種，鞋底納了很厚的線。不知道是誰的尺碼。陸晚晴看了她很久，然後收回目光，把視線轉向鍾誠。
旁聽席左側坐著林驍。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襯衫，手裡把那張對摺了兩次的“怎麼認出假的”講義在膝蓋上翻來覆去地折。折成方塊，展開，再折成方塊。他沒看鐘誠。他在看前排那個穿紫色羽絨服的女人。那個背影跟另一個人重上了。去年冬天的某個下午，何秀雲也是這麼低著頭坐在工作室的前臺桌旁邊，手裡攥著一張被折了無數遍的通知書。林驍想起自己曾經在一份名單上的某個名字旁邊打過一個勾。那個勾在系統裡的意思是素材入庫。那時候他以為自己在寫程式碼。後來才知道，那一勾的意思是一個母親這輩子再也不能在真的太陽底下見到她兒子了。
“千帆互動是一個平臺。平臺不生產內容，平臺不簽約主播，平臺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在地下室裡的人。平臺只做了一件事。它寫了一套演算法，把使用者可能想看的內容推到他們面前。這套演算法沒有好惡，沒有是非觀。它只有一個目標。讓使用者停留更久。因為使用者停留更久，我們才能付得起伺服器的電費，付得起幾千個員工的工資。審判長，這套演算法。就是千帆的商業模式。它不是一個人，它沒有良心。它只是一面鏡子。照出使用者最真實的慾望。”
“你們可以說鏡子裡的東西不好看。但你們不能說，照鏡子這件事有罪。”
他停了停。法庭很安靜。窗外的梧桐葉子在風裡一片一片往下掉，有一片貼在三樓的窗戶玻璃上，貼了不到兩秒就被風捲走了。
“馬躍做的事。限制那些人的人身自由、強迫她們直播、侵吞她們的合法所得。這些是犯罪。我從來沒有否認過這一點。但那是馬躍做的，不是千帆做的。千帆只是提供了一個舞臺。演員是誰、演什麼是他們的事。如果每一個拍短影片的人犯罪都要平臺負責，那網際網路就死了。”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沒有坐下。他把兩隻手從被告席的欄杆上放下來，垂在身體兩側。一個演講者結束陳詞之後等待掌聲的姿勢。但法庭裡沒有掌聲。審判長沒有回應他。公訴人沒有回應他。旁聽席上只有風吹梧桐葉子的聲音。他等了很久。等到確認這間屋子裡不會有人為這段話鼓掌，才慢慢坐下去。西裝背後被硬椅子硌出兩道褶子。
沈墨在旁聽席上看著那個背影，想起了卓遠。雲瞳科技的董事長，站在落地窗前說，誰掌握了臉，誰就掌握了信任。卓遠說那句話的時候，窗外是整座省城的天際線；今天這扇窗戶在法院三樓，外面什麼風景都沒有。兩個人用的是同一套詞：我只是提供了工具。兩個人都沒說過一句“我看見了”。兩個人站上各自的法庭時，穿的還是同一種深藍色。沈墨收回目光，在本子上寫了四個字：鏡子無罪。
公訴人在最後陳述中沒有再多說什麼。她站起來，翻開案卷最後一頁，把那段陳婉在深夜公共WiFi旁用手機寫下的自述唸了一遍。不是作為證據，是作為結語。
“那些在鏡頭前面不到一秒裡說‘救命’的人，她們也有媽。她們的媽把攢下來的每一塊錢都匯給了那個站在鏡頭右邊的人。我不是英雄。我膽子小。但要是我再不把它發出去，以後我看見自己這雙手的時候會吐。”
公訴人把這段唸完，合上案卷，坐下了。法庭裡安靜了很長時間。窗外的梧桐葉子還在往下掉。那個穿紫色羽絨服的女人終於抬起了頭。她的臉被淚水泡得發皺，但她沒發出任何聲音。
合議庭休庭。
休庭的時間比預計長。將近兩個小時。旁聽席上的人沒有走。
這兩個小時裡，法院三樓走廊裡只聽得見腳步聲和偶爾響起的電話鈴。有人坐在長椅上啃麵包，有人靠在窗邊抽菸，有人站在自動售貨機前面盯著那些彩色飲料罐發呆，投了幣又退出來，反覆好幾次。沈墨和陸晚晴在三樓走廊盡頭的窗邊站著。窗外法桐的葉子還在往下掉。陸晚晴看著那些葉子，沒說話。沈墨知道她在想什麼。紅樓案開庭的時候她沒能坐在旁聽席上。她在國外，隔著時差看新聞，連判決書都是方敏華掃描了發給她的。那天她也是這樣站在一扇窗前，窗外是異國的街道，梧桐還沒發芽。
“冷不冷。”沈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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