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嘉寧比約定時間早到了十二分鐘。
她坐在律師樓下的咖啡館最裡面，電腦沒開，杯子裡的冰已經化了一半。她的律師坐在外側，秦舒坐我旁邊。四個人之間沒有錄音裝置，先確認今天只做事實瞭解；若形成書面材料，由程嘉寧逐句核對，再決定是否提交。
我第一眼先看她的工牌位置。
那裡空著。
“今天請了半天假。”她說，“我沒有代表星廊來。”
上一次我們面對面，她還坐在我原來的工位旁邊，問三號連結補庫存要經過誰。我被要求把最後一個徒弟帶會，再從正式負責人降成外包中控。她那時相信自己接的是一次專業化調整，不知道椅子下面壓著誰的名字。
“我以前覺得你故意留了一手。”程嘉寧先開口，“有幾個異常流程，你只說現場要看，不肯給我一個萬能規則。”
“因為沒有萬能規則。”
“我後來知道了。”她說，“但當時公司告訴我，你不適應標準化，也不願意完整交接。”
這話刺耳，卻比她突然道歉自然。她接手的第一週也被直播事故追著跑，若我留下的材料解釋不了全部現場，她有理由生氣。公司只需要把複雜的工作說成我個人不配合，兩個女人就會各自替組織證明另一個有問題。
秦舒把問題範圍唸了一遍：她何時入職，實際參加過哪些交接，親眼見到我歸還什麼，公司賬號什麼時候停用，她收到的交接清單是什麼版本。她不需要評價BQ是否原創，也不能替我證明七年裡從沒拍過一張屏。
程嘉寧說：“我先講最確定的。”
她入職後，我在公司會議室給她做過兩次現場交接，一次是直播排期和許可權，一次是庫存、客服與異常處理。離職當天，她看見我把公司電腦、測試手機、兩張門禁卡和直播金鑰交給行政，倉庫行動硬碟由IT收回。我的工作賬號當晚無法再登入，她第二天用新許可權進入。
“你看見我帶走什麼？”我問。
“舊水瓶、一盆薄荷和你自己的手機。”她說，“私人手機沒有交給公司檢查，我也不知道你更早有沒有儲存過別的東西。所以我只能說，當天我沒看見你拿走公司裝置或成批資料。”
她的記憶和離職當天對得上。公司筆記本、測試手機、門禁卡、直播金鑰和倉庫硬碟逐項交還，私人手機沒有交。我們把這一點照實寫進說明：裝置清單能證明公司資產如何歸還，不能證明私人裝置在過去所有時間裡從未接觸任何工作資訊。
這句話比“她什麼都沒帶”窄，也更能站住。
秦舒問：“為什麼現在願意說？”
程嘉寧看了我一眼：“因為平臺材料裡把交接寫成她拒絕配合，實際不是。”
“你怎麼知道平臺材料？”
“公司讓我參與整理過內部說明。我能看到和自己經手部分有關的草稿。”
她沒有把草稿帶來，也沒有複述超出自己工作所需的內容。她說星廊現行立場由公司和律師負責，她只糾正涉及自己的事實。
接著，她拿出自己入職時收到的崗位交接清單。檔案仍在她正常工作許可權內，是否能向外提供，由她的律師先判斷。我們只看了標題、版本時間和她本人經手的幾行，沒有接收整份公司檔案。
清單上寫著“常規直播排期”“標準客服口徑”“日常庫存協調”。七年來那些臨時斷鏈、不同平臺結算、主播狀態和供應商失誤，被壓成三條任何運營都像能照做的職責。
“這份清單是誰做的？”秦舒問。
“人力先給框架，業務負責人讓我補。”程嘉寧說，“我第一版寫得很細，後來被要求刪掉個人判斷和歷史原因，只保留‘崗位標準動作’。”
“要求是口頭還是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