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再少？”
“你現在討論的是庫存敞口。四張紙討論的是產品證據。”
我被他一句句分開，像所有焦慮都放錯了表。可平臺日期、競爭者現貨和員工工資不會因為表格分得正確就消失。
“你只負責說不能，錢從哪裡來不用你管？”我問。
話一齣口，唐唯把翻頁器放下。宋遠沒有馬上回。
他負責供應鏈和質量，也持有分期歸屬的創始人權益，當然要面對公司生存。他家裡還有持續的醫藥支出，比我更知道工資不能靠口號。他從沒說錢與自己無關。
“你要我管錢，可以把現金模型給我看。”他說，“你要我因為錢改質量結論，我會把誰要求、我反對什麼寫進去。”
“你覺得我在逼你造假？”
“我覺得語言已經在變。紅色變重點關注，未關閉變資源傾斜，評估快變成必須給方案。你每次都補一句限制，方向卻一直向前。”
我看向會議紀要。每一個限制都還在。沒有提前訂料，沒有收款，沒有對外承諾，六週仍未批准。我可以用這些證明自己沒有越線。
他指出的是另一件事：線沒有動，所有人正在被要求不斷靠近它。
我讓會議停十分鐘。行政帶進來的午飯已經涼了，塑膠盒蓋上蒙著一層油汽。沒人動筷子。唐唯出去回平臺訊息，財務在走廊打電話，會議室只剩我和宋遠。
“你一定要在所有人面前說我在逼你？”我問。
“我要在作決定的人都在時說。”
“私下不能先提醒？”
“第175章我提醒過。你也把限制寫進紀要了。現在語言還是往前走。”
他沒有拿我們的關係來軟化衝突，也沒有說相信我不會犯錯。那一瞬間我很想問他站在哪邊，話到了嘴邊又咽下去。質量負責人若必須先證明站在創始人這邊，紅格早晚都會變綠。
我掀開盒飯，吃了一口冷掉的米。他把自己的那份也開啟。我們沒有和好，只把十分鐘用完，再回到所有人面前。
我讓法務和外部質量顧問加入下一輪，只審四個問題與現有方案，不向他們預設六週結論。費用按專案支付，意見範圍寫清，也不把顧問同意某一項的調整宣傳成整體放行。
“這算替代證據方案嗎？”我問。
“算複核。”宋遠說，“結果可能是能調，也可能是不能。”
“好。”
會議沒有吵出批准。第三方取得必要技術材料，顧客資料繼續用編號和最小範圍。銷售按三個月基線維持對外口徑，平臺那裡只回複評估中。
散會後，我去質量室撕那四張紙。宋遠站在門口沒有攔，只問為什麼。
“貼在公共門上，來訪供應商能看見內部專案。”
他點頭，把紙收進受控資料夾，又在會議室白板上放了四張沒有技術細節的紅卡。
“三個月也不是宗教。”他說，“你要改，就把為什麼改、拿什麼換、誰反對都留著。”
我說：“會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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