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賈東旭揣著那張紙條去了抗大教務處。
教務處設在半山腰的一排窯洞裡，門口排著隊。賈東旭站在隊尾，前後掃了一眼——前面是個戴眼鏡的年輕人，看著二十出頭，穿著學生裝，手裡攥著一封介紹信，嘴裡唸唸有詞，像是在背什麼。後面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臉曬得黑紅，手上全是老繭，一看就是工農幹部。再往後，一個梳短髮的女學生，揹著鋪蓋卷，一臉倦色但眼睛亮得很。
賈東旭站在隊伍裡，個頭只到前面那個眼鏡青年的肩膀。旁邊幾個排隊的學員時不時看他一眼，有人嘀咕了一句：“這麼小？”賈東旭沒回頭，蹲下來把草棍從左邊嘴角換到右邊嘴角，嚼了兩下。
輪到他的時候，教務處的幹事接過他的介紹信看了一眼，又看了看他，愣了一下：“你就是賈東旭？”
“嗯。”
幹事翻出花名冊，找到他的名字，勾了一下，從身後的架子上拿了一摞東西遞過來——兩本油印的小冊子，一本是《抗日遊擊戰爭》，一本是《論持久戰》的單行本，紙頁泛黃，字跡有些模糊。另外還有一支鉛筆，一小沓裁得整整齊齊的油光紙，和一個搪瓷缸子。
“筆和紙先領這些，不夠用了再來換。課本就這兩本，上課的時候教員講什麼記什麼，別指望有多餘的。”幹事看了他一眼，“你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有單獨的窯洞，是上面交代的。別人都是七八個人擠一間，你條件好。”
賈東旭點了點頭，把東西收好。他沒有多問。這間單獨窯洞是邱明的介紹信和周衛國的推薦信換來的，上面看了他的戰功和經歷，才給的待遇。他心裡有數。
從教務處出來，他抱著那摞東西往窯洞走。路上碰見幾個剛報到的學員，三五成群地往大灶方向去。他聽見有人在議論——一個說“我本來是學化學的，在燕京大學唸了兩年”，另一個說“我是山西來的，在閻錫山那邊幹過文書”，還有一個說“我是從新加坡回來的，坐船坐了一個多月”。賈東旭從他們旁邊走過去，幾個人看了他一眼，沒人搭話。
回到窯洞，他把兩本小冊子擱在矮桌上，翻開《論持久戰》掃了一遍。油印的字跡有些模糊，但內容他上輩子就讀過，不需要逐字看。他把書合上，擱在枕邊，坐下來喝了口水。
中午吃飯的時候，他去了大灶。大灶在坡底，一口大鍋架在露天，旁邊擺著幾個木桶，桶裡是小米飯和燉土豆。每人端一個搪瓷缸子，排隊打飯。賈東旭排在隊伍裡，前後的人都在看他，但沒人說話。輪到他，炊事員舀了一勺小米飯扣進缸子裡，又舀了一勺燉土豆。他端到旁邊，蹲在牆根底下吃。小米飯一粒一粒的，硬，嚼著費勁，但他沒嫌棄，幾口就扒完了，又去添了一勺。
下午是開課第一天。教室在露天，學員們搬著小木凳坐在坡上的空地裡。教員是個三十來歲的瘦高個，戴著眼鏡，講課的時候聲音不大，但條理清楚。他講的是《論持久戰》的第一部分——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賈東旭蹲在最後一排，聽著聽著覺得沒意思了——這些東西他上輩子就翻爛了。教員講到“敵強我弱”的時候，他隨口接了一句：“但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持久戰打的就是這三點。”
教員頓了一下，推了推眼鏡，往聲音傳來的方向看了一眼。最後一排蹲著一個半大孩子，手裡連筆記本都沒攤開，就那麼蹲著，嘴裡叼著根草棍。教員沒有批評他，也沒有追問，只是點了點頭，繼續往下講。坐在前排的幾個學員回頭看了他一眼。旁邊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往他這邊挪了挪，壓低聲音問：“小同志，你以前讀過《論持久戰》？”
“翻過。”賈東旭說。
那人沒有再問，但眼神里多了一點東西。
下午的課講完，學員們散開，有的三五成群討論，有的回窯洞自習。賈東旭沒有回窯洞，抱著那兩本小冊子去了圖書館。圖書館在另一排窯洞的最裡頭，不大，幾個木頭架子上擺著幾百本書，大多是油印本和政治讀物，也有幾本翻得捲了邊的理論書。他在架子前面蹲下來翻了翻，沒什麼他感興趣的。但他在角落裡找到了一本《彈道學概論》，封皮破了，內頁還算完整。他把書抽出來，蹲在窗邊翻了半個時辰，把書裡幾個關鍵公式記在腦子裡，又把書放回去了。
傍晚的時候，他回到窯洞，把門一關，閃身進了空間。
他在空間裡待了一個多時辰，天快黑的時候，他從空間裡出來，坐在窯洞門口的臺階上，看著遠處寶塔山的輪廓。
延安的夜很安靜，只有風吹過黃土坡的聲音和遠處大灶方向偶爾傳來的說話聲。他把草棍從左邊嘴角換到右邊嘴角，嚼了兩下。明天還有課。日子長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