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之後的日子，比上學的時候清閒多了。學校說等分配通知，讓先歇著。賈東旭歇了兩天就歇不住了，開始滿延安城地轉悠。上午去圖書館翻書，下午沿著延河邊散步，偶爾拐進山溝裡，看看老鄉種的地。日子不緊不慢的，倒也自在。
但他心裡一直惦記著一件事。
上次幫那個伯伯拔草之後，他又去過兩回。一回是路過，看見他在地裡澆水，就過去幫忙提了兩桶水。另一回是專門去的，蹲在地頭幫他鋤了一壟草。兩個人話不多，一邊幹活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說幾句。伯伯問他學習怎麼樣、畢業了想幹什麼，他就照實說。伯伯聽完了點點頭，不誇也不批評，就那麼點一下頭。
賈東旭心裡清楚那是誰。第一次見面叫了聲“伯伯”，後來就一直叫伯伯。對方也沒糾正過，每次聽見他叫，就應一聲，有時候還會笑一下，說“小同志，又來了”。
這天下午，他又溜達過去了。伯伯蹲在地裡拔草，看見他來，抬了一下頭：“來了？”
“嗯。”
賈東旭蹲下來，伸手就拔。兩個人悶頭幹了一陣，拔完了一壟，坐在地頭歇著。伯伯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賈東旭蹲在旁邊，眼睛掃了一圈周圍的山溝。
他心裡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延安這地方，周圍全是黃土坡和山溝，荒草灌木多得很，野兔這東西肯定有。他上輩子看過資料，陝北的野兔多得是，老鄉們農閒的時候都下套子抓。他現在不缺吃不缺穿，空間裡什麼都有，但那位伯伯不一樣。延安的日子苦，他老人家又節儉，平時就是小米飯、青菜、辣椒，偶爾有點肉還得省著分給別人。賈東旭看在眼裡，心裡一直記著。
當天晚上回到窯洞，他翻出來之前收進來的細鐵絲，截了幾段，搓成幾個活套。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透，他揹著個布袋子出了城，沿著延河往上游走。走了大半個時辰，拐進一條岔溝裡。溝裡荒草長得齊腰深，灌木叢一蓬一蓬的，正是野兔愛走的路。他蹲下來看了看地上的痕跡——有兔糞，有小爪印，還有被啃過的草根。他找了一條兔道，蹲下來把活套固定在道邊的灌木根上，圈口離地一拳高，大小剛好夠一個兔頭鑽過去。一連下了五六個套子，又拿枯草把套子周圍的土面遮了遮，看不出痕跡。
弄完了，他站起來拍了拍手上的泥，蹲在溝口等了一會兒。天慢慢亮了，溝裡的霧氣散了，遠處有鳥叫，近處有蟲鳴。他沒急著走，又等了小半個時辰，去看了第一遍套子——空的。他不急，把套子整理了一下，繼續等。
快到中午的時候，他去看第二遍。第一個套子還是空的，第二個套子也是空的。走到第三個套子跟前的時候，他看見了——一隻灰褐色的野兔被套住了後腿，正在地上掙扎，旁邊的草被蹬得亂七八糟。他蹲下來把兔子拎起來掂了掂，肥得很，少說三四斤。他把兔子從套子上解下來，塞進布袋裡，又把套子重新整理好。繼續往後面走，第四個套子也套了一隻，比第一隻小一點，但也壯實。他把第二隻也塞進布袋，把剩下的套子全收了。
兩隻兔子，一隻肥一隻壯。他蹲在溝裡把兔子處理了——剝皮、開膛、清理內臟，手法利索，在空間裡殺豬宰羊練出來的。弄乾淨之後，他從空間裡摸出一塊粗布把兔子包好，一手拎著一隻，出了溝，往楊家嶺那邊走。
走到那塊菜地的時候，伯伯果然在。這回不是在拔草，是在給白菜苗培土，拿鋤頭把土往苗根上攏。賈東旭拎著兩隻兔子走過去，蹲在地頭，把兔子往地上一擱。
伯伯直起腰來，看見他手裡的東西，愣了一下。
“哪兒來的？”
“套的。”賈東旭把草棍從左邊嘴角換到右邊嘴角，“溝裡下的套子，套了兩隻。我吃不了，擱著也是擱著。”
伯伯看了看那兩隻兔子，又看了看他，搖頭：“你拿回去吃，我不要。”
“伯伯，我吃不了。”賈東旭說得理直氣壯，“我一個人，一頓能吃多少？擱著就壞了。您幫我吃一隻，另一隻您分給同志們，總行了吧？”
“你這孩子……”
“我不跟您說了，我還有事。”賈東旭把兔子往地頭一擱，站起來就往後撤。伯伯伸手想攔他，他往後一蹦，躲開了，嘴裡還在說：“您就別推辭了，我兩隻呢，真吃不了。您吃一隻，另一隻給大夥兒分著嚐嚐，也算我沒白套。”
說完他轉身就跑，跑了兩步回頭看了一眼——伯伯站在地頭，一手拎著兔子，一手拿著鋤頭，臉上不知道是什麼表情。賈東旭衝他擺了擺手，撒腿就跑，跑出溝口才停下來，喘了兩口氣。
他蹲在延河邊，把草棍從左邊嘴角換到右邊嘴角，嚼了兩下，嘴角壓不住地往上翹。兩隻兔子，一隻給伯伯補身體，一隻給大夥兒分。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那麼多，擱著也是擱著。空間裡養的兔子都快成群了，以後要是再套著，還送。
他站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沿著延河往回走。天快黑了，寶塔山的塔尖上還亮著一層光。他把草棍吐了，換了一根新的叼上，步子輕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