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連日晴朗。
傍晚的餘熱貼著窗玻璃往室內滲，施密特的辦公室朝西，夕陽正好從半開的百葉窗縫隙間切進來，在桌面上留下一道一道平行的暖色光帶。
他坐在桌邊，手裡翻著一份厚厚的季度彙總報告，他看得很慢。
報告上面所呈現出的速度倒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這些數字讓他反覆看了好幾遍。
報告的前半部分是德國國內的科技研發投入資料——基礎研究經費比去年同期增長了許多，應用技術領域的幾個重點專案獲得了額外撥款，高等技術院校的擴招計劃已經進入第二年，入學人數比去年多了將近百分之十五。
每一組數字單獨看都不算驚人，但把這些數字放在一起，施密特從中讀出了一條不怎麼顯眼的、但持續向上的斜線。
他翻到報告的後半部分。
對亞非地區的援助投入——教育支援、工業技術轉讓、基礎設施建設專案——這些欄目的數字也在漲。
同樣不是暴漲，是那種逐年遞增的、被仔細安排過的穩步抬升。
兩條線在報告的不同章節裡各自延伸著。
施密特合上報告，把鋼筆擱回筆架上，靠在椅背上。
他認識韋格納很多年了。
從一九一八年到現在，將近二十年。
他見過韋格納在不同階段做決策的方式——早期是激越的，帶著剛剛掌握方向的人特有的那種急於把所有事情都推上軌道的衝動。
後來慢慢穩下來了，有了節奏，知道有些事情急不得，要讓時間把該發酵的東西發酵出來。
但最近這一兩年，施密特覺得韋格納身上那種“急”又重新出現了。
不是一九一八年的那種急，是一層被理性和沉穩包裹得更嚴實了的急，表面上說的話依然有條不紊，手勢依然不疾不徐，但他對某些議題投入的精力和關注度在明顯傾斜。
科技研發。
亞非援助。
這兩件事是韋格納最近半年在內部會議上反覆提及最多的議題。
工業產能的問題他只是例行過問，歐洲內部的協作框架他只做宏觀批示，但只要議題落到“高精尖技術突破”或者“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程序”，韋格納的參與程度就會明顯加深，他會追問細節，會壓縮審批週期，會把原本排在後面的預算項向前挪動。
施密特沒有把這些判斷歸結為“錯了”。
科技是重要的，援助也是必要的。
但他在想另一件事：
做事的節奏。有些事可以推得快，有些事推快了反而會在底層留下裂縫。
亞非地區的發展是論代計算的，一代人完不成，兩代人勉強奠基，三代人才能看到成型。
施密特一直認為這個程序應當平穩地、按部就班地推進，可韋格納最近的做法，確實是要激進了一些。
施密特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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