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韋格納每天早晨醒來的時候腦子裡想的是什麼——是下一場戰役的安排，是某個新工廠的投產計劃，還是他只是簡單地把所有事情都當作一件接著一件需要被處理的工作來做。
但無論如何，那個人在做的事情似乎是對的，至少結果在對的方向上。
“從無到有。”
鮑德溫輕聲說出了這幾個字，聲音在空蕩蕩的書房裡幾乎沒有迴響。
他從無到有建立了一個國家，那個國家當初只有幾個起義區和街頭巷戰留下的瓦礫堆，如今它的火車貫通了從柏林到延安的整條大陸線，它的艦隊正在跨過大西洋向加拿大靠岸，它的旗幟插在了曾經屬於大英帝國地圖上的一部分土地上。
鮑德溫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從未擁有過那種創造的能力——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不過是守住邊界、維持現狀、讓一艘正在沉沒的船下沉的速度慢一些。
他羨慕韋格納嗎？
鮑德溫問自己這個問題的時候感覺到的不是羞愧，而是一種很平靜的確認：
是的，他羨慕。不是羨慕那個人的權力，而是羨慕那個人所在的軌道——一條正在上升的軌道，每走一步都在變得更寬、更亮，而你走在上面的時候能感受到腳底傳來的那種向上的反作用力。
而他自己腳下的這條軌道，從他接過“首相”這個頭銜的第一天起，就是向下的。
經濟資料的曲線向下，國內抗議活動的規模向上；工業產出的數字向下，德國擴張的速度向上；帝國版圖上一塊又一塊顏色在褪去，歐洲大陸上一面又一面的紅旗在升起。
他把所有這些起伏在自己腦子裡過了一遍，鮑德溫總是覺得那些事情本來應該有其他的發展可能，但那些“其他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就像是曾經存在過的平行岔路在他的人生列車經過之前就被全部拆除掉了。
鮑德溫曾經試圖卸任。
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在加拿大初步安頓下來之後，他把辭職信草稿寫好了，放在一個信封裡準備交給內閣秘書。
他在信裡措辭剋制而誠懇，說自己年事已高、精力不濟、需要為年輕人讓出位置。
但那封信沒有送出去——內閣秘書私下告訴他，被他提名接任的人選委婉地婉拒了，而其他幾位可能的人選也都透過各種渠道表達了類似的態度。
沒有人想在“大英帝國最後一任首相”這個頭銜下面署名。
鮑德溫把辭職信從信封裡抽出來，摺好放回了抽屜，從此再沒有提起這件事。
他在那個位置上一坐就是又一個年頭。
越來越像一個擺設，像一個被掛在一面已經不再有人敬仰的牆上的舊畫像。
他在內閣會議上的發言依然被禮貌地傾聽，但那些話很少被轉化成實際行動；他簽署的檔案依然被遞送到各級機構，但那些檔案的執行力度越來越弱；
他接見的外交使節越來越多地只是來寒暄和道別，而不是來商討什麼實質性的合作。
鮑德溫知道自己已經成了某種象徵——一定不是權力的象徵，而是權力已經離開了之後留下的那個外殼本身。
窗外的風大了一些，椴樹的枝葉翻動出一陣沙沙的聲響。鮑德溫低頭看了一眼膝蓋上的日記本，然後把它合上了。
封面的紅色皮革在陽光下泛著暗沉的光澤，邊緣已經被摩挲得發亮。
鮑德溫靠回椅背，把身體的重心徹底放鬆在墊子和靠枕之間。
他想著再過一個小時，也許更短，樓下會有人敲門。
那個人可能是某個還在職的官員，向他通報“國際縱隊的先頭部隊已經進入市區”之類的訊息；也可能只是一個無所事事的市民來敲一敲這棟宅子的門，看看裡面還有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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