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後。
新上海老城區，第七街盡頭，一棟六層住宅樓的底層，門牌上掛著一塊褪色的銅牌——“陸沉私人調查事務所”。銅牌是手寫的，字跡歪歪扭扭，跟他本人的簽名完全不一樣，是樓下小酒館老闆幫他寫的。老闆說“你這字拿不出手，我替你寫”，然後就寫了這塊銅牌，掛上去之後兩個人站在門口看了半天，老闆說“挺好”，陸沉說“湊合”。
事務所不大，一間辦公室，一個會客區，一個洗手間。會客區的沙發是從舊貨市場淘來的，坐上去會發出一種很奇怪的彈簧聲。辦公桌上堆著幾摞紙質卷宗，每一摞都用橡皮筋扎著，旁邊放著一臺老舊的終端機，螢幕上有幾道劃痕。牆上沒有掛任何榮譽證書，沒有掛任何畢業文憑，只掛了一張新上海穹頂的平面圖，用紅筆在第七街的位置畫了個圈。
五年了。
陸沉靠在辦公椅上，兩隻腳搭在桌角，手裡端著一杯已經涼透的黑咖啡。窗外是老城區灰撲撲的街道，偶爾有貨運卡車駛過，引擎聲從窗戶縫裡擠進來，沉悶而遙遠。他已經不當警察了。五年前那件事之後，他離開了重案組，被調去檔案室管了三個月卷宗，然後辭職。辭職報告寫了一句話——“本人不適合繼續在聯邦執法系統內任職。”趙敬亭批了。批完之後在走廊裡碰到他，兩個人誰也沒跟誰說話，擦肩而過，像兩個陌生人。
辭職之後他開了這家事務所。說是事務所，其實大部分時間是在幫老城區的人處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找貓、查欠款、跟蹤出軌的配偶、幫小商戶追討被拖欠的貨款。收費不高，有時候收點實物也行。樓下小酒館的老闆每個月給他送兩箱黑啤抵水電費，他喝不完，就堆在辦公室角落裡，堆多了就送給街坊鄰居。日子過得去，不富裕，但也沒餓著。
五年裡他從來沒停止過調查當年那起案子。辦公室的書架後面藏著一個暗格，裡面塞滿了五年來收集的材料，當年那起連環失蹤案的副本卷宗、周海生死亡當晚的羈押室監控截圖、陳彥那封信的原件和影印件、以及他手寫的調查筆記。筆記寫了好幾本，每一本都按時間順序標註了日期和條目。最早的那本第一頁寫了一句話——“我不相信結案報告。”字跡很重，筆尖把紙戳出了一個小洞。
但這些事他從來不跟人說。事務所的訪客不知道書架後面有個暗格，只知道陸沉是個話不多、收費便宜、辦事還算靠譜的前警察。偶爾有人問他為什麼離開警隊，他就說“不合適了”，然後換話題。
那天下午，他正靠在椅背上打盹，門被敲響了。
“請進。”
門開了，一個老婦人站在門口。她大概七十多歲，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藍色外套，頭髮花白，用一根黑色的髮卡別在耳後。手裡攥著一箇舊布包，布包的拉鍊壞了一半，用別針臨時彆著。她站在門口沒有立刻進來，而是先打量了一下辦公室，看了看牆上的穹頂平面圖，又看了看辦公桌上那堆卷宗，然後才把目光落在陸沉身上。
“你是陸沉？”
“是我。您請坐。”
老婦人走進來，在會客沙發上坐下。沙發發出一聲很響的彈簧聲，她被嚇了一跳，但很快穩住了，把布包放在膝蓋上，兩隻手攥著包帶。
“我叫周秀蘭。我兒子叫周遠。他在第三貨運港工作，開貨運飛船的，跑短途航線，就是從新上海到周邊幾個殖民星那種。”她的聲音很平，像是提前練習過很多遍怎麼開口，“三天前，他的飛船返航的時候出了事。船沒事，人也沒事，至少看起來沒事。他下了船，回了宿舍，洗了澡，吃了飯，然後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沒醒過來。”
陸沉把腳從桌角放下來，坐首了身體。“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他腦死亡。”周秀蘭說這西個字的時候嘴唇抖了一下，但很快又抿緊了，“腦電波平的，跟死人一樣。但心跳還在，呼吸還在，身體還是熱的。醫生說這叫‘腦死亡’，就是大腦死了，身體還活著。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了所有檢查，查不出來。”
“以前有過這種情況嗎？”
“沒有。我兒子身體好得很，從來不生病。他才三十二歲。”周秀蘭的聲音終於出現了一絲裂痕，像是繃了太久的弦終於被撥動了，“醫生說可能是某種罕見的神經毒素，但檢測不出來。他們說可能是先天性的什麼毛病，但他從小體檢都正常。他們說什麼都有可能，就是不給一個準話。”
陸沉沉默了幾秒。他見過類似的情況，在重案組的時候，接觸過一些無法解釋的病例。但那些最後都查出了原因，要麼是罕見病，要麼是環境毒素，要麼是人為投毒。沒有一個像周秀蘭描述的這樣，健康的人睡一覺之後就腦死亡，身體還在運轉，所有檢測都是陰性。
“您為什麼來找我？”
周秀蘭把布包開啟，從裡面掏出一個塑膠袋。塑膠袋裡裝著一臺舊式的個人終端機，螢幕已經碎了，外殼上有幾道很深的刮痕。
“他出事前一天給我打過電話。他說他做了一個夢，夢到自己在一條船上，船上有很多人，都在跑，都在喊。他說夢裡有人在追他，他跑不掉。他醒過來之後覺得不對勁，就給我打了電話。他說——媽，我可能出事了。如果我出事了，你去找一個人。他叫陸沉。他在第七街。”
陸沉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他認識我？”
“他不認識你。但他說他夢到過你。在夢裡，你站在一條走廊裡，手裡拿著一封信。他記得你胸口的徽章，說上面有一個圖案，像一隻半睜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