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早飯時，母親起來了。老太太七十多歲，頭髮全白，背微微駝了，可手腳利索。她端著一碗稀飯坐在桌邊，看著兒子低頭吃飯，忽然說：“昨晚上我夢見你爸了。”
吳萬勳抬眼。
“他說你在做的事，他看得見。”
吳萬勳喉嚨一緊，低頭扒了一口飯，熱粥燙到了舌尖，他卻沒覺得疼。
父親是在十年前的一場暴雨引發的山體滑坡中走的。那天他正在縣城參加作文比賽，拿了第一名，興沖沖往家趕，卻發現山坡塌了，老屋被埋，父親再也沒出來。村裡人都說，那是命。可他一直記得父親臨睡前說的話：“萬勳啊，你要做個有文化的人。”
那時他還小，不明白什麼叫“有文化”。後來才懂，父親的意思是：別一輩子困在這山溝裡，別讓力氣耗盡了，腦子也空了。
他開始偷偷寫東西，最初是日記，後來是短篇，再後來，他決定寫一部長篇小說。不是為了出名，也不是為了掙錢，而是想證明一件事：一個人可以既紮根於土地，又能仰望星空；可以扛鋤頭，也可以寫詩。
吃完飯，他沒歇著，拿起鐮刀去割院後的雜草。吳萬嬌坐在門檻上縫衣服，偶爾抬頭看他一眼。陽光斜照，把他瘦長的身影拉得很遠，投在斑駁的土牆上，像一幅剪影。鐮刀劃過草叢，發出“唰唰”的聲響，枯草倒伏，新芽探頭。他一邊割，一邊想著小說結尾該怎麼收——是要讓陳平走出大山，還是留在小鎮？是要他成功，還是要他失敗卻依然堅持？
這些問題，他沒答案。但他知道，結局不該是妥協。
中午，母親炒了兩個菜，一家人吃飯。飯桌上沒人提寫作的事，可氣氛並不壓抑。吳萬嬌說起裁縫鋪新接了個婚慶訂單，要趕製六套禮服；母親唸叨著哪塊地該施肥了；吳萬勳聽著，時不時點頭，偶爾插一句。他說：“後山那片紅薯地，下週得松一遍土。”母親應了一聲，又叮囑他別太累。
下午兩點，他回到房間。這是家裡最小的一間屋，原本是儲物間，後來他搬進來收拾乾淨，擺了張舊書桌，牆上釘了幾塊木板當書架，上面堆滿了書——有文學名著，有寫作教程，也有幾本泛黃的《收穫》《當代》雜誌，都是他省吃儉用買的。書頁泛黃，邊角捲曲，有的甚至缺了封面，但他視若珍寶。每本書都翻過不止一遍，有些頁碼上還留著他用鉛筆寫的批註，密密麻麻，像另一層文字長在字裡行間。
他坐在桌前，翻開筆記本，重新讀起早上寫的那段。讀著讀著，忽然覺得不夠有力。於是撕掉一頁，重新寫：
“風雪沒有停，也沒有變小。它只是存在，像命運本身。少年沒有回頭看一眼，他知道，有些東西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來了。但他走得堅定，因為每一步，都是他對世界說的‘不’。”
寫完，他靠在椅背上，閉上眼。腦海裡浮現出陳平的臉——那是一張模糊又清晰的臉，有時像他自己，有時像某個曾在車站徘徊的流浪少年，有時又像父親年輕時的模樣。他想起小時候，父親教他認字，在煤油燈下一筆一畫地寫“天地人”，說：“這三個字，寫好了，人就立住了。”如今，他也想用自己的筆，寫出屬於自己的“天地人”。
傍晚五點，夕陽西下，他去河邊挑水。河水清澈，映著晚霞，像流動的火焰。他放下桶，蹲在岸邊洗手，水波盪漾，倒影一會兒碎，一會兒聚。他忽然想起大學中文系教授說過的一句話：“真正的寫作，是從認清自己的孤獨開始的。”
他當時沒懂，現在懂了。
孤獨不是沒人陪，而是心裡有話，卻沒人能說。可也正是這份孤獨，讓他筆下的每一個字都有了重量。他望著水面，看見自己眼角的細紋，鬢角隱約冒出的白髮，還有那雙依舊明亮的眼睛。他忽然笑了。原來，寫作不是逃離生活，而是更深地走近它。
晚飯後，村裡幾個孩子在打鬧，笑聲傳得很遠。吳萬勳坐在院中，藉著屋簷下的燈泡光，繼續修改手稿。吳萬嬌坐旁邊織毛衣，母親搖著蒲扇，偶爾問他：“寫這麼多，以後打算咋辦？”
他想了想，說：“投投稿試試。要是能發表，就更好了。”
母親點點頭，沒再多問。
其實他知道，投稿很難。他寄過三次稿子，兩次沒回音，一次退稿，編輯寫著：“文字尚可，但題材偏冷，市場接受度低。”他把退稿信收在抽屜最底層，沒燒，也沒扔。他知道這條路不好走，但他也不想走得太快。他寧願一字一句打磨，也不願為了迎合而妥協。
夜深了，蟲鳴四起。他合上本子，輕輕吹滅煤油燈。黑暗中，他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窗外月光灑進來，在地上畫出一方銀白。他想起小時候，父親常帶他去山上看星星。那時候，父親指著銀河說：“你看，那麼多星星，每一顆都在發光，不管有沒有人看見。”
他現在明白了。
他就是那顆星。
也許渺小，也許遙遠，也許沒人知道。
但他確實在發光。
第二天清晨五點，他又出門了。
霧還沒散盡，土路依舊潮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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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溫，口在本記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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